乾隆常擔心後代“倘遇庸常之主”
時代周報：在書中，你提到乾隆晚期並不是真正的衰敗，其主要的特征只能說是“潛伏危機”。這一觀點和其他史家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
高王凌：步入乾隆最後十年，國家的政治重心又一次轉移，此時“南巡”不再，“文字獄”也悄然落幕，幾乎一切都讓位於防範和鎮壓“邪教”。後世的學者，很多正是從18世紀末葉的內亂得出乾隆晚期衰敗的結論。
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走到了“盡頭”，或是人口過剩到較為嚴重的地步，那麼首先發生的，一定是糧食供給的緊張，它也必然會有多方面的表現。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乾隆末期的兩個事實：第一，僅就經濟本身的情況來說，這一時期雖然不如前一階段，但仍在前期的發展勢頭下和處於相應的發展之中（我書中有圖標），其所遇到的問題，當是發展中的問題。這意味著，所謂的人口太多，民窮財盡、經濟全盤惡化的傳統觀點是不對的。
第二，乾隆中葉以後，政府常有庫銀8000萬兩左右，每年財政結餘尚有500萬兩，正是如此，乾隆最後的十年幾乎每年政府都有免除錢糧，這說明政府的財政能力沒下降。一些學者批評乾隆對金川、緬甸等地用兵花費過大，但有研究得知，朝廷經費的總消耗量，即便在其狀況最差的最後時期，也沒有超過政府一般性開支的5%。實際上，政府稅收占國民經濟總量的比率也很低，大約不超過5%。
正是基於以上兩點，我並不認為乾隆末期即是所謂的“末路”或者“全盤衰落”。我以為對於白蓮教大起義應該從其反面尋找原因，譬如宗教。另外，嘉慶初年為平定白蓮教，數年之間，耗費了庫銀2億餘兩，這才真正花光了乾隆朝七八千萬兩的國庫存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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