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靈活性與安全性之間建立最佳平衡……彈性安全政策必須輔之以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適宜的營商環境、充足的財政資源以及良好的工作條件。尤其是，社會夥伴自主制訂的工資政策應保證實際工資發展與生產力的發展趨勢相一致，而對非工資勞動成本要加以適當限制，以支持勞動力需求……［就公共服務來說，］必須通過從平衡的公私合作關係中更多地獲益以及使公共管理制度現代化等方式，提升其可及性、質量、效率和效益。
在一個危機四伏、階級對抗增多、對公共服務進行大規模攻擊的環境中，卻要求對非工資勞動成本進行限制，並通過這樣的公私合作關係使私有化合法化；在這種情況下，將服從社會對話作為主要策略，只會打擊那些力圖抵制社會倒退的人的士氣。
許多工會面對的另一個內部障礙是它們對傳統工人政黨的依附。這些政黨的右轉，以及上述左翼的意識形態總危機，也影響著工會。然而，它們對這些發展態勢的反應各不相同。在許多國家（如挪威、瑞典、英國），全國工會聯合會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相互忠誠依然牢固，而在其他國家則較弱。
在北歐國家中，只有丹麥工會聯合會宣布正式獨立於社會民主黨，但並沒有採取更為激進的立場。在英國，有些工會，如鐵路、航海和運輸工人全國聯合會，已經與社會民主黨決裂，並採取了明顯更為左傾和激進的立場。在德國，施羅德（所謂的紅—綠）政府（1998—2005年）對社會福利制度進行了全面攻擊，這導致了工會聯合會與社會民主黨之間信任關係的嚴重破裂。當社會民主黨在野時，它試圖再次接近工會運動——這種策略並不特別，但卻受到工會聯合會領袖邁克爾·索默（MichaelSommer）的冷遇：“社會民主黨的問題是它們不幸為信用缺失所困。它們執政到2009年9月，參與了許多我們認為錯誤的決定。要恢復信任，它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社會民主黨在執政時做得最極端的事情發生在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鑒於這些政黨如此輕易地實施了對福利國家和工會運動的大規模攻擊，更廣泛的勞工運動也許該重新考慮其與社會民主黨的緊密關係了。至少，在這些經歷過後，很難想象歐洲的工會運動與社會民主黨之間的關係還會那麼密切——儘管過去有許多嚴重的衝突被忘記了。
七、抵抗的增加
鑒於廣泛的放鬆管制、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全球和區域機構在新自由主義的進攻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跨越國界的全球視野和協同抵抗是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一國的工人與另一國的工人、一國的群體與另一國的群體、一國的福利水平與另一國的福利水平之間的對立。但是，跨國協同抵抗需要地方和全國強大而活躍的運動。沒有抽象的反危機和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鬥爭。只有當地方和全國性的運動認識到為了加強對協調一致的國際反動勢力的鬥爭需要跨國協調時，社會鬥爭才能國際化。但是，國際協調的前提是有需要協調的東西。換句話說，在地方上組織抵抗並建立必要的聯盟是具有決定性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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