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和受益者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推卸責任。雖然他們無節制的投機行為和財富由底層流向上層的大規模再分配引發了危機，但他們現在卻說，問題在於人們“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流傳著這樣的神話，即退休金和福利服務都是一流的，而這是導致危機的真正原因。特別是，社會精英和主流媒體認為希臘的勞動人民在沒有任何真正的經濟基礎的情況下就賦予了自己特權。這種說辭正在得到宣傳，目的就是使對福利國家的普遍攻擊合法化，並使金融資本得到保護。
歐洲工會研究院（ETUI）很快證實，這些指控只是脫離實際的神話。例如，在1999年到2009年間，希臘勞動生產率的增速是德國的兩倍。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希臘人每年平均工作時間（2152小時）比挪威人（1422小時）或德國人（1430小時）都多。雖然有些職業群體退休年齡較低，但提前退休所得養老金過低，幾乎沒有人會使用這樣的機會。這些虛虛實實的東西在主流媒體和歐洲的政治生活中仍處於主導地位，充分表明了現有的權力關係、媒體對精英的屈從，以及左翼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危機。
儘管救助計劃拯救了投機者，但政府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強化對金融機構的民主控制或所有權。當然，由於過去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勢力通過放鬆管制和財富積累在我們的社會中獲得了巨大的權力，因而這樣做會非常具有挑戰性。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的G20會議的最後公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這份公報只有大家熟知的新自由主義建議，即進一步消除資本、商品、服務和勞動力自由流動的障礙。沒有哪個建議涉及監管金融市場的需要以及從銀行和金融機構募集更多資金的需要。這樣，損失的社會化和利潤的私有化局面再次出現了。
各國政府、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後三者俗稱“三駕馬車”——並未恢復凱恩斯主義政策並重新調節金融。相反，它們以危機為借口進一步改造社會，以滿足金融資本的需要。這樣，“三駕馬車”目前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所實施的政策，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通過的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即大規模私有化——強加給發展中國家和東歐國家的政策別無二致。例如，在希臘，鐵路、雅典和薩洛尼卡的供水、公用事業、港口、機場以及國家電信公司剩餘的公有制成分已經私有化了。裁員、私有化以及對公共服務的廣泛攻擊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成為時尚。這必然造成經濟蕭條和社會危機。
在一些歐盟國家——波羅的海國家、保加利亞、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羅馬尼亞、西班牙和匈牙利——工資狀況、工作條件和養老金狀況嚴重惡化。在許多國家，養老金被削減了15%—20%，西班牙公共部門的工資被削減了5%，而波羅的海國家則被削減了40%多。在希臘，公共部門的雇員人數已經減少了20%以上。更有甚者，在西班牙，公共部門中僅有1／10的空缺職位有人填補，意大利是1／5，法國是1／2。在德國，公共部門已經削減了1萬個就業崗位，而英國已決定削減近50萬個就業崗位，這實際上將會使私營部門失去幾乎同樣多的就業崗位。
一些國家的增值稅大幅提升，社會福利、特別是失業人員和殘疾人的福利被大幅削減，預算被削減，勞動法被削弱（尤其是就業保障方面），最低工資減少，全民福利計劃已經轉變為發放救濟項目（英國兒童福利就是如此）。同時，資本稅一直保持不變，甚至有所下降。集體協議和勞動權利不是經由與工會談判而是通過政府法令和／或政治決策被擱置在一邊。提高歐洲企業競爭力成為所有社會關切都要服從的主要目標。這代表了歐洲一種引人關注的新局面。無論從社會的角度還是政治的角度來看，大規模的財政緊縮政策與對工會的攻擊結合在一起都是致命的，而歐洲的歷史經驗讓它們顯得尤其可怕。如果工會無法遏制這種發展趨勢，歐洲工人運動將會面臨歷史性的失敗，這對我們的社會發展也會產生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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