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歐洲政治左翼的普遍看法是，社會主義受到了歐盟條約的阻礙。在以穩定性標準和新的制裁制度迫使成員國的結構性預算赤字低於GDP的0.5%、政府債務低於GDP的60%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或者可以稱之為戰後時期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經濟政策，是不被允許的。這表明民主在歐盟成員國受到了大幅限制，也代表了走向更加威權化的新自由主義歐盟的重要一步。
3.不可逆的立法
歐盟的決策過程使上述原則和決定幾乎是不可逆的。雖然所有成員國對自己的憲法都有某種制度化的保障，如通過特定多數（2／3或3／4）修改憲法，但在歐盟，只有達成完全一致（如全部28個成員國）才能修改它。這意味著，通過普通的政治進程使任何歐盟條約趨向進步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一個成員國中的一個右翼政府就可以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4.歐元對經濟的束縛
目前存在於28個成員國中的17個國家的歐元，在經濟上束縛了許多國家。只要歐元區成員國的經濟和生產力發展不同，而且沒有緩減經濟不平等所需的大量共同預算，各國就需要完全不同的貨幣政策。今天，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的德國憑借以出口擺脫危機的戰略，從中獲益最多，而危機最為深重和債務纏身的國家——如希臘、愛爾蘭、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塞浦路斯——都是輸家。後者沒有本國貨幣可以貶值，來使它們的出口商品更便宜，進口商品更貴。那些國內消費高而競爭力弱的國家被迫進行所謂的內部貶值，即通過減薪和削減公共開支增強競爭力。這當然符合歐盟新自由主義的計劃，但對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卻是毀滅性的。對於需要截然不同的政策的國家，這種經濟束縛還會加劇各國工人之間的矛盾。
5.決策過程和執行過程缺乏同時性
歐盟成員國的決策過程缺乏同時性，阻礙了反對新自由主義反動政策的工會和社會運動的跨國動員。儘管歐盟的許多政策被歐盟機構所接納，但不同成員國是在不同的時間實施這些政策的。例如，不同的國家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攻擊和削弱，是根據歐盟的建議而不是通過直接立法，在一段時間裡以不同的形式進行的。在這種情況下，要針對這些攻擊在歐洲發動一次統一的動員是不太可能的。
這同樣適用於歐盟的私有化政策。歐盟很少做出直接私有化的決定，而只是做出放寬限制的決定，或將其競爭規則運用於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這導致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私有化，正如我們在能源、交通、電信等領域所看到的。此外，不同的國家是在不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方式實施這些政策的，因而也就難以在整個歐洲動員起協調一致的抵制行動。
這一非常特殊的立法進程產生了進一步的問題。各成員國不是直接使用指令，而是必須首先將其內容轉化為各國的法律。不僅如此，歐盟的法律法規是以深奧的官方語言書寫的。各國政府和政客常常利用這一點有意淡化各種法律建議的影響，而之後的事實表明，這些法律建議往往具有廣泛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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