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內部的意識形態障礙
雖然歐盟對社會鬥爭構成了重要的外部障礙，但是阻止工會履行其歷史任務還存在內部障礙。這不僅涉及意識形態層面，同時也涉及在應對全球新自由主義攻勢——生產結構的國際調整、不穩定工作和遷徙的增加、勞動力市場管制的放鬆——下的新挑戰時已不再那麼有效的傳統和組織結構。
就意識形態層面來說，這種情況受到左翼危機的強烈影響，其中一個事實是：在歐洲層面和國家層面，社會夥伴關係和社會對話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主流勞工運動的總體思想。這意味著，社會對話作為促進工人利益的方式被賦予了崇高地位，從而完全放棄了對具體權力關係及其如何促進或阻止工人發展壯大的分析。這樣，社會夥伴關係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缺少了如下認識：在當前形勢下，社會進步只能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才能實現。
當然，批評社會對話和社會合作的意識形態並不是指責工會與雇主進行商討和談判。這些事情是它們一直在做的，而且必須繼續做下去。批評是針對這樣的事實，即社會對話始終都是勞工運動工具箱中的諸多工具之一，但現在卻變成了主要策略。而且，勞工實際上選取了一些非常具體的歷史經驗，並視之為一貫正確的意識形態指南。如果說社會對話在許多國家都產生了效果，尤其是在二戰後的前幾十年裡，確切地說，那是因為此前發生了有利於工人階級和工會運動的權力變化。換句話說，階級妥協和社會對話是鬥爭動員、激烈對抗和均勢大變化的結果。
然而，在當前的意識形態中，勞工領袖卻將它們描述成是增強工人和工會影響力的原因。這種分析錯配（analyticalmismatch）造成了工會運動中的意識形態混亂，例如，歐洲工會聯合會認為：“歐盟建立在社會夥伴關係原則的基礎之上；社會中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妥協使所有人受益。”
面對雇主和政府目前對工會和社會權利發動的大規模攻擊，這種意識形態訴求正在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毫無疑問，歐洲的資本主義勢力已經從其與工人階級的歷史性妥協中退出，因為他們正在對其以前以妥協的名義接受的協議和制度進行攻擊。然而，社會夥伴關係的意識形態仍深深植根於歐洲工會運動的方方面面，這在（現已退休的）歐洲工會聯合會秘書長約翰·蒙克斯的如下言論中得到了充分說明。他的出發點是論及美國勞工運動——其中的積極分子正在爭取更為廣泛的社會目標——的一些趨勢：
如果工會能夠超越它們街頭抗議的傳統熱情，而去爭取廣泛惠及工人的政策變化，那麼歐洲就有可能出現類似的機會。鑒於嚴峻的勞動力市場和絕望的雇主，這個時候不適合進行大戰。相反，這是要求構建福利金、培訓、磋商等框架並實現更公平的薪酬制度的時候，這樣，當經濟最終復甦時，就不會再次出現過去10年中社會不平等加劇的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蒙克斯發表這番言論時，金融危機在一些歐洲國家所導致的衝突加劇的狀況早已發生。在不需要傳統的街頭抗議、戰鬥等的情況下，蒙克斯想要如何獲得更好的社會福利和更加公平的薪酬制度？他顯然沒有說明白。他的意思也許是，這可以通過向雇主作出更大的讓步來實現？不管怎樣，歐洲工會聯合會居然與歐洲各種雇主組織簽署了一項為“歐盟2020年戰略”（EU2020strategy）作準備的極為脆弱的聯合聲明。這發生在2010年夏天，當時，希臘工會已經進行了多次大罷工，西班牙工會正在準備大罷工，而法國工會反對退休制度改革的鬥爭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聲明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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