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社會鬥爭正在進入新的階段。危機加劇了矛盾並引發了對抗。在許多國家，大罷工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尤其是在希臘，人們受到了威脅到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的嚴重打擊。在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法國、愛爾蘭、比利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文尼亞和英國，已經舉行了大罷工和／或大規模的示威遊行。2011年11月14日，歐盟六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塞浦路斯、馬耳他）的工會同時發起了大罷工，而其他國家的工會也舉行了示威遊行或有限的罷工，這是迄今為止最令人鼓舞的發展態勢。
雖然這些鬥爭的成果到目前為止還很不明朗，但是，我們卻從中看到了另一種發展的希望：與其他新的、非傳統的社會運動結盟——尤其是在年輕人中，就像西班牙的“憤怒者”和葡萄牙的情形一樣。至少有一件事情清楚了：歐洲社會模式——就我們從其全盛時期所了解到的——已經被歐洲的精英們所放棄，儘管其中一些人仍在對工會運動施以口惠。
儘管社會鬥爭的歐州化面臨著許多障礙，但還是出現了一些由跨國工會和社會運動組織發動的全歐鬥爭。其中一個例子是反對《歐盟港口指令》（EUPortDirective）的鬥爭；在罷工和示威等來自下層的壓力之後，該指令在2003年和2006年被歐洲議會否決。另一個例子是反對《服務指令》（ServicesDirective）的鬥爭，該指令儘管沒有被否決，但最終做了修改。儘管反對《歐盟憲法》（後來是《里斯本條約》）的鬥爭在歐洲也面臨著一定的阻力，但進行鬥爭動員的主要國家最終取得了勝利，首先是法國和荷蘭，之後是愛爾蘭。
實際上，目前發生的對工會和福利的激烈攻擊反倒增強了歐洲一些工會領袖的聲音。歐洲公共服務工會副秘書長維勒姆·古德瑞安（WillemGoudriaan）指出，《歐元附加條約》意味著“在歐盟對集體談判前所未有的干涉”。甚至連謹慎的歐洲工會聯合會秘書長約翰·蒙克斯也在2011年退休前不久改口，對《歐元附加條約》作了如下描述：“歐盟勢必與社會歐洲相衝突……這不是一個競爭性條約，而是一個生活水平更低、不平等更多和工作更加不穩定的不正當條約。”而在2009年，他還在說，所有人“現在都成了社會民主黨人或社會主義者”。
2011年，一向與歐盟友好的歐洲工會聯合會在歐盟歷史上第一次敦促歐洲議會否決修改條約的提案，這進一步表明，變化正在發生。這可能引發歐洲工人對歐盟合法性的質疑。現行的條約修正案涉及歐盟緊急基金（歐洲穩定機制）——其任務是把錢借給處於危機中的成員國——的設立。當希臘危機爆發時，這樣的機制還未確立，而是由歐盟採取了臨時措施。歐洲工會聯合會拒絕了這一提案，因為這個條約不包含任何與所謂的社會歐洲——正在日漸成為遙遠的目標——相關的東西。
隨著嚴苛的緊縮政策的持續，以及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加深，歐洲社會民主黨及工會運動的內部矛盾有加劇的可能性。在2011年5月雅典舉行歐洲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期間，我們也許體會到了這一點。當時，工會運動中最激進的分子在國會大廈前示威，指責歐洲工會聯合會背叛了鬥爭，並要求他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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