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客觀效果看，歐美模式最佳，新加坡次之，香港模式後遺症最大。
進一步觀察可見，香港房屋問題是早年港英政府肆意打破市場和社會之嚴格界限，在房屋領域全面引入自由市場規則、放任市場炒作、同時由政府控制土地供應以推行高地價政策的結果。它使得住宅這一最重要的民生保障品，變成最受市場歡迎的投資品。表面上看一點問題都沒有，實際上並不簡單。
從社會層面看，由於樓價升幅長期快於家庭收入，早已拋離絕大多數普通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購買能力。權威數字顯示，1985-2015年，香港私人住宅價格猛升逾16倍，人均名義GDP卻增加不到6倍，安居負擔指數平均高達1.51，在發達經濟體中屬最高水平。換句話說，香港上一代人用當時的收入，可以買一個面積70平米的普通住房，這一代人只能買到25平米。目前在香港大量出現16-25平米迷你房，售價依然高達300-500萬元，正是安居負擔指數不斷攀升的真實寫照。
反觀美國，情況完全不同。在1891-1990年，美國人均實質GDP增長四倍，樓價基本上跟通脹走，安居負擔指數保持在0.65左右，這使得民眾人均居住水平也提升四倍。居住條件的不斷改善，使房地產成為這一百年間美國內部需求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目前美國房地產及相關行業提供的增加值占GDP比重高達三成，為製造業的2.5倍和金融業的4倍，就是其以居住為本的房地產發展模式長期運作的結果。新加坡的居住條件雖不如美國，但比香港要好得多，其安居負擔指數應在1以下。
我們再來看國際調查機構Demographia的研究結果，目前香港樓價中位數為港人每年收入中位數的19倍，意即一般打工仔不吃不喝19年才勉強買得上一個小單位，比例為全球最高，也創下近11年最高紀錄。其結果是絕大多數人的居住條件都難以改善，常常為人詬病：目前港人平均居住面積僅有15平米，而新加坡卻超過30平米；約120萬人受到高租金和惡劣居住環境的煎熬，包括窩居在面積只有數平米的㓥房（即房中房，香港出租房的一種）、籠屋（即床位寓所）的基層市民和租住私人住宅的中產市民；由於多年來安居負擔指收數大幅攀升，年輕一代更加買不起房子，居住、就業和婚姻都受到影響，部份人對前途失去信心。此外，香港擁有私人自置居屋的比例只有53%左右，近半市民無法分享資產增值的好處，造成社會分化、甚至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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