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有部分人士，存在對歷史修正主義。這股潮流從否定歪曲歷史證據，到恣意解釋歷史，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進行種種粉飾歷史的敘述。日本另外反省派學者當中之一，纐纈厚學者，對日本侵略戰爭行為、日本愚民政策大肆批判，更進一步要求日本政府為二次大戰行為道歉。在他的“侵略戰爭”書中特別引人的觀點:
“將侵略戰爭虛化成‘過去發生的事’，嘗試以此完全抹煞‘作為現代的過去’這一段歷史重要部份等，我們必須持續提出異議，所謂‘過去發生的事’，是極端惡劣的歷史解釋，他是指選定侵略戰爭，這一最終對日本這個國家不利的歷史事實，作為忘卻的對象。(中略)為什麼強調記住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西伯利亞扣留戰俘等，卻忘記巴丹島死亡行軍、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馬尼拉掠奪事件、1945年越南大飢荒等?依靠忘卻以記憶重新形成對自己有利的歷史事實，這種事態是足以堪慮”。
同樣的道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對台灣原住民的信仰破壞、語言暴力，從牡丹社事件、霧社事件、七腳川事件等不勝枚舉。台灣不知多少的原住民在日本帝國主義下，歷經多次的理蕃政策的修改下，不幸被殺害差點被滅族。二次大戰末期，在日本成功運用大眾媒體，極力放送皇民高砂族，利用愚民政策徵召台灣原住民到南洋前線當軍夫，成立台灣義勇兵團，成為美軍砲火下的犧牲品。死傷慘重支離破碎，戰後日本新政府到目前毫無誠意，沒有任何補償。台灣原住民軍夫Suriyon李光輝(中村輝夫)就是一個例子，他被日帝徵召戰敗後仍孤獨獨立在印尼叢林作戰生活達年30年“(1943.10-1974.11)日帝最後的士兵”。
莎韻之死故事中的日本巡查田北正紀，成為電影中皇民化的樣板戲主角。“不倫不類的師生戀”，歪曲事實的真相，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回到宮崎縣居住的田北正紀，在莎韻事件發生後行蹤成謎，事件紀載史料寥寥可數，任憑個人猜測一時間，莎韻之鐘歷史的研究更顯迷離。歷史性的真相、證據與解釋，成為學界急於尋找的對象。筆者曾經於1998年，專程來到九州宮崎縣調查鹽月桃甫畫家，恰巧在圖書館當中舊報紙“宮崎日日新報，昭和54年3月26日”發現一段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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