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統治者大和民族來講，少了一位原住民少女是無關緊要之事。當事件發生之後，台北州廳知事只表示同情，並無誠意參加在莎韻家鄉11月26日的葬禮。但事後一個月，藤田隕次郎卻來到墓前致意，次年1939年2月1日，再次前往莎韻失事的地點，獻上哀悼祭文“向官盡忠”等，再贈送一個紀念石碑“愛國乙女莎韻”，設立在事件南澳南溪旁。直到1941年，長穀川清總督感動之餘，並利用莎韻事件４月贈送一口“愛國乙女莎韻之鐘”，事後長穀川總督對朝日新聞談到:“那口鐘是為召集高砂族部落人民而敲響的”此話令人畏懼。
如事件所敘，日軍1895年推行日本語傳習所國語政策，開始台灣原住民接受由警務廳管轄下設立蕃童教育所，傳習日本語接受日本文化輸入，企圖改變原住民傳統習俗。直到1930年台灣原住民英雄“莫那魯道”，深刻體認族群傳統文化與殖民地文化衝突之際，發動霧社事件，從學校運動會結束後起義抗日，是一種民族自覺的行為，對日帝霸權日夜累積反抗理由所在。
事件後，日帝當局或許才開始真正思考，無論殖民地帝國用再強烈手段，訴諸武力是困難重重、難得民心，在政治統治成功的機率低。換個角度，唯有建立文化融合，透過柔軟的同化政策，或許方能打破傳統思維。以文化輸入籬笆內的一群，消除意志形態的對立，注入文化融合主義等等，達文化形式的同化目的。透過語言文化的傳播，進行人腦洗鍊，精神與文化受愛國主義催情下，滲透之後具有持續性與耐久性，選擇適用於殖民地的文化內容，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或許雙利，“奴隸不能夠太愚，也不能太智。太愚者驅使不靈，智者操控不易。因此對於台灣人民所實行的教育政策，就是已造成不智不愚，似智似愚的人才為目的。”
台灣軍政府為了緩和台灣各民族的對立，以利日帝大東亞共同圈的大夢，如何應用台灣神話、物語等塑造削弱反抗意志，更有效控制民情焦頭爛額之際，1938年9月27日在風雨交加，惡劣的山林環境中，發生原住民少女不幸跌落溪床事件，一則並不明顯的小新聞出現在“台灣日日新報”記事“蕃婦溪流に落ち，行方不明となる”。
名不經傳的泰雅族少女莎韻，竟然成了台灣日治時代統治末期最大的文化議題，轟動日本甚至殖民地各地，成為日本殖民統治的神話。當局運用各種傳播方法，甚至拍攝電影傳送莎韻的義舉，成為了愛國皇民化最佳的工具，震碎了多少台灣人的心靈，將莎韻神格化誤以為真。
聖戰美展莎韻畫像
日帝在東條英機策動一連串侵略戰爭，特別是1937年以後，中日爆發盧溝橋事件。忠良愛國皇民化教育，在殖民地宣揚人民的思想必須強力鞏固，加上台灣統治末期，日帝政府已改變一般傳統教育方式，利用新文化傳播工具。如當時被稱為“活動寫真”的電影，播送愛國精神、寫真照片介紹帝國的戰況、電台放送愛國歌謠或政令等，新劇劇情中的強烈煽情，聖戰美展美化愛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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