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6歲）1月，國民黨在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在討論繼續抗戰、強化國民黨的同時，還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閻錫山積極貫徹實施，於三月在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秋林會議”，公開提出取消新軍的政治委員制度，企圖把新軍統一於舊軍；還說“不能抬上棺材抗戰，仗總要有個了結，汪（精衛）先生走的路，未嘗不可取”。這種破壞團結準備投降的論調，受到犧盟會和決死隊領導人薄一波等的堅決反對。
12月初，閻又配合蔣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發動了旨在消滅犧盟會和決死隊的“十二月事變”（晉西事變）。新軍各部聞警應變，閻的陰謀未能得逞。“十二月事變”標誌著閻錫山聯共抗日路線的終結。
中國共產黨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使閻錫山繼續抗戰，於1940年2月派王若飛、蕭勁光與閻談判，確定以汾陽經離石到軍渡的公路為晉西北與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北為八路軍和新軍的活動區域，晉西南為晉綏軍的活動區域。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保持了中共同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係。從此，閻錫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晉西南的二十幾個縣。
這時，閻錫山又運用“中的哲學”研究他同三方面的關係。他認為大敵當前，蔣無暇整治他，毋須顧慮；共產黨和八路軍日益強大，群眾十分擁護，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會同犧盟會和新軍聯合起來反對他，是威脅他存在的主要敵人；日本侵略軍仍是難以戰勝的，抗戰前途非常渺茫：於是產生了玩勾結日本這張牌以對付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念頭。日本帝國主義也有誘閻投降以便把軍隊轉用於其他戰場的想法。雙方勾結的條件逐漸成熟。
1940年夏（57歲），閻錫山開始同日軍代表接觸。11月，閻令其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根據“亞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內政自理”的原則，與日本山西派遣軍參謀長－－－－楠山秀吉談判，達成雙方合作、日方為閻裝備30個團的口頭協議。1941年6月，日軍將孝義縣城讓給閻軍接管。8月11日，趙承綬代表閻錫山與日本華北派遣軍參謀長田邊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敵占區汾陽縣城內簽訂了《日閻停戰基本協定條款》（俗稱《汾陽協定》），商定雙方停止敵對行動，閻通電脫離重慶國民政府，日將山西政權交閻並為閻軍提供武器裝備等。會後，閻在敵占區太原、汾陽、臨汾等地設立了辦事處。至此，閻錫山已由聯共抗日轉變到聯日反共的危險境地。
與此同時，閻錫山為了適應形勢的變化，在駐地吉縣克難坡由“民族革命同志會”對其軍政人員進行“洪爐訓練”，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謬論。
《洪爐歌》詞則強調“精神整體，合作分工，組織領導，決議是從”，為集體降日進行思想和組織準備。為了掃除降日障礙，閻強化“同志會”的組織領導，命令所有軍政經人員及中學以上學生，都須參加“同志會”，開會必呼“會長萬歲”等口號，以樹立絕對權威；還令其特務組織“政衛組”和“隰汾區戰工團”（後改組為“同志會流動作隊”）“肅清偽裝分子”，大肆逮捕和殺害共產黨員、犧盟會員、決死隊官兵和進步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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