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新政府也逐漸注意到，在這樣的國際經濟環境之下，有必要針對產業的升級做出調整，也才會有所謂五大創新產業的提出。這樣的概念其實與G20杭州峰會“創新增長”的主題很接近，因為只有產業創新才會創造經濟發展的中、長期成長。所以台灣接下來可能更加著力在產業創新及追求經濟成長的部分。在這種情況之下，兩岸關係必須要維持穩定，因為沒有穩定的外部環境，台灣很難在內部推動產業改革。所以針對第一點提綱，我認為不管從國際戰略層面來看，還是從國際經濟層面來看，台灣都需要一個穩定的外在環境，特別是維持兩岸關係的穩定。
蔡政府與馬政府政策的異同
第二點提綱主要是針對蔡政府跟馬政府在外交或兩岸政策有哪些異同。我同意剛剛趙教授提到的，在外交政策上兩個政府都在追求台灣在國際空間中的“有意義參與”，所以可以看到在WHA，蔡政府為了所謂“有意義的參與”，同意使用“中華台北”的名稱去參加，因此在這一領域馬政府跟蔡政府的交集比較大。至於在兩岸政策部分，馬政府跟蔡政府確實有所不同，我覺得出現不同不是在於兩位領導人的風格或思維有很大不同，而是台灣的政治環境與民意走向在這一次“總統”大選之後出現很大的變化。在2012年“總統”大選時，台灣民眾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的期待非常高，但是過去四年下來，一般民眾能感受到的經濟紅利到底有多少，而這些紅利有沒有外溢到各個產業階層中去，這部分在過去四年被很嚴重地質疑，同時反映在今年一月的“總統”大選中。
所以我覺得蔡政府面臨到新的民意，可能不會單單只像馬政府那樣只重視兩岸經貿，而更會注重台灣內部對於社會正義的要求。例如兩岸交流的紅利到哪里去了？以及在發展兩岸經貿的過程中，台灣的自主性有沒有流失？另外，在兩岸互動過程當中，台灣產業有沒有過度依賴大陸市場？這些議題在這次選舉中被廣泛討論。因此，我覺得這不是領導人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台灣內部的環境變化。台灣在看待兩岸問題時開始出現更多元的不同視角，做為一個民選政府，蔡政府必須要回應新民意對於這部分的關注。所以可以看到蔡政府在論述兩岸既有政治基礎時提出的四個內涵：九二會談事實、“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過去二十年的相關交流成果、以及民主原則跟民意基礎，其實就是在回應台灣的新民意。這是蔡政府必需要面對的政治現實，同時也是北京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必須要面對的政治現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