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形的肉身
60年代中期，與火熱的行為藝術同時興起的是與之相反的冰冷的極少主義。極少主義者強調藝術的客觀性和具體的實在感和可觸感，把藝術家的個人表達降至最低，反對再現或象徵的意義，比如以唐納德.賈德（DonaldJudd）和羅伯特?莫裡斯（RobertMorris）為代表的極少主義作品呈現為單一的、純粹的、不可分割的、非幻覺的、非主觀化的物體。雖然行為藝術與極少主義在表達形式上看似截然相反，但是它們在內在追求上卻有相同之處，比如它們同樣探索了人的身體感受和心理體驗。極少主義深受現象學影響，特別是莫裡斯?梅洛-龐蒂（MauriceMerleau-Ponty）的感知現象學影響。從感知研究出發，梅洛-龐蒂認識到人的肉身不只是客觀存在的事物、科學研究的對象，而且是一種體驗的永恒條件，一種感知外在世界的結構。他因此強調身體的固有的知覺性。感知首先意味著體驗，也就是說，感知是一種積極主動和建構性的維度。梅洛-龐蒂展示了一種感知肉身和身體的目的性，因此區別於迪卡爾的身體和心靈二元對立論。他特別強調人類有意識的視覺經驗和身體體驗在獲取知識中的作用，將“先驗自我”最終還原到了身體的感知上，也就是還原到“先於任何判斷的感覺事物自身的意義”上。在《交織-交叉》（Theintertwining-theChiasm）這篇論文中，梅洛-龐蒂假設“肉體”是溝通觀眾和他所見的客觀物象之間關係的觀念性基礎。他寫道：“（世界和我自身的）肉體是一種歸還於自身並且確認於自身的結構。我永遠也看不見自己的視網膜，但是我可以肯定人們在我的眼球底下可以發現那個神秘的薄膜，最後，我相信了它-我相信我具有了一個人的感知，一個人的身體—因為這個世界的景觀是我自己的……顯然參照了典型的視覺可見性的維度。”梅洛-龐蒂用“這個世界的景觀是我自己的”指出自己的肉身是連接觀眾和圖像的關鍵所在。這種說法闡明了某種藝術方式有可能通過人的肉身，把觀眾、景觀和物質客體結合在一起。當極少主義者把物質客體呈現在觀眾眼前時，他們期待觀眾對於這個物質客體進行美學上的沉思。極少主義作品自身並沒有意義，它們的意義依賴於觀眾在此時此刻的客觀體驗。當觀眾沉浸於對物的觀察體驗之中時，他們的身體和心靈逐漸在主觀體驗中合二為一。在這個過程中，人性的溫度並沒有在看似冷漠的極少主義藝術作品中消除。比如唐納德.賈德的系列性的、重複出現的抽象形式語言有可能令人體驗到具有普遍意義的、平等的美學價值和社會理念，而理查德?塞拉（RichardSerra）大面積的、蜿蜒的鋼鐵墻面會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
由於強調觀眾觀察的時間和體驗的深度，極少主義藝術開始與堅持本質意義、缺少持續性的現代主義美學理論分道揚鑣，而女性對極少主義的介入更徹底地改變了現代主義強硬的、單一的男性化特征。女藝術家伊娃.海瑟（EvaHesse）的《掛斷》（1966）（HangUp）有著明顯的肉體隱喻。這件矩形框架形的作品掛在畫廊的墻壁上仿佛是一個畫框，中間卻令人矚目地空著，沒有任何可見的畫作，連接著框架上下兩端的鋼管一直垂落到地上。鋼管和框架都被包裹在布裡，如同掛斷的電話線、又象是病人的綳帶，或是為身體的循環輸送液體的管道。而題目“Hang-Up”這個英文詞匯，既有掛起作品的意思，也有掛斷電話或是心理障礙的意思，令人聯想到受傷的身體和溝通情感的阻礙。海瑟在這件作品裡融入了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她是出生在德國的猶太人，為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輾轉到美國，而她的母親在紐約因抑郁而自殺。《掛斷》明顯地表現了藝術家對冷漠的恐懼。由於在作品中增強了身體的存在感和個人的情感意識，伊娃.海瑟的作品為極少主義開辟了另一種方向，給看上去過於冷漠、剛毅的理性主義圖像增添情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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