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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和顧城合影。 |
錢先生既然說可以做，那我自然就開始研究起鬱達夫來。
南都：你從這時候就開始了對鬱達夫的研究？
許子東：是，但當時我只認真讀過他一本集子。因為要做論文，逼得我用了大概三周時間，緊急把鬱達夫大部分作品通讀了一篇，最後選取了《鬱達夫與日本》作為我的報告題目。我發言完之後，錢先生幫我改了六個錯別字(裡邊居然有六個錯別字！)，然後說可以推薦到學報上發表。
南都：也就是說，在你研究生三年，學術上，基本上就是在研究鬱達夫了？
許子東：占了三分之一的時間，當時也花了不少時間看理論。《鬱達夫與日本》發表後，我受到鼓勵，就接著往這個方向寫下去。最後大概寫了十來篇，這些論文最後就匯成了《鬱達夫新論》。
這本書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於1984年出版，是同時代同行中最早出書的。後來我才知道，出版社出這本書非常緊張，整個編輯室都簽了名，風險共擔。出人意料，《鬱達夫新論》賣得非常好，初版一萬本一下就賣掉了。要知道，出理論書一般是賠錢的，一萬本就意味著不用賠錢了，而且還可能賺錢。
在研究方法上，我當時做的是“作家論”，找一個作家，研究他全部的東西。在今天看來，“作家論”是文學理論方法裡比較“老土”的一種。但我一點也不後悔當初的選擇，我和我的很多同時代的人，像陳平原、錢理群、陳思和、王曉明、王富仁，大家剛開始做的都是“作家論”。
南都：研究生畢業後，你的方向又轉向當代文學批評？
許子東：研究生畢業留校，很快便升了副教授。當時只有28歲，是全國中文系最年輕的副教授。之後我的研究方向開始轉向當代文學，寫了幾篇關於張辛欣、張賢亮的文章。1984年，我到杭州參加了杭州會議，這個會非常重要，阿城、李陀、王安憶、韓少功等都來了，“尋根文學”也是在這個會上提出的，這算是我真正開始介入當代文學批評。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批評，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以論帶史”，大量的文章都是“論當前女性創作的幾個特點”、“論東方意識流的幾個特征”，論什麼什麼的趨勢、主流、問題。都是一些宏觀的命題，然後根據宏觀來找例子，至於跟觀點完全不同的內容，就忽略掉。這種認識，讓我在方法論上有反思。
南都：1987年，你申請了中英文化基金到了香港，後來是直接從香港去的美國嗎？
許子東：是李歐梵教授邀請的。之前在上海同他也碰過面，他說很欣賞國內的幾個青年評論家(黃子平、陳平原、王曉明跟我)，想邀請我們去美國看看，了解下海外的情況。等我們在香港再遇到時，他跟我說，有機會了，他申請到一筆錢，在芝加哥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有一個訪問項目。第一批，他邀請了劉再複、李陀、黃子平，還有我四個人。訪問時間是一年，所以我就去了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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