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博士三年的最大收獲是重新研究張愛玲
南都：當時為什麼你會選擇做“文革”小說研究呢？
許子東：最早產生這個念頭還沒有到芝加哥，是在德國時，我當時坐在漢堡的阿爾斯特湖邊，看了普羅普(蘇聯學者)的著作，非常感興趣，想用它來討論“文革”小說。因為當時我也讀了很多有關“文革”的小說，發現這些作品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這些類似的共同點，當時的作家也沒商量過，都不約而同在寫，同時還是最多獲獎、最受歡迎的作品，這說明不是作家的問題，而是讀者、評論家甚至意識形態管理部門共同合作的。這可能就涉及到我們國民集體無意識裡的一些東西。除此之外，我對關於“文革”小說的寫作，不大滿意。自己想寫，但又怕寫不好。所以不如總結一下別人寫過的，看看他們共同在講個什麼故事。
南都：你是怎樣看待當時中國的文學批評的？
許子東：中國的批評家，首先要解釋眼前的文學現象，不管什麼理論，只要用得上，拿來用就好。至於這個理論有沒有系統性，有什麼來源，這並不重要。
海外的批評家則比較像是醫學院的教授，在實驗室裡邊，重點也不是病人，而是為了向學生展示他的方法。一個人理論做得好，不是他解剖的作品有什麼了不起，而是他的方法好，羅蘭.巴特評音樂劇《貓》，《貓》不重要，但羅蘭.巴特很重要。
這兩者的區別，也讓我非常矛盾。所以我做了一個折中：A，既然這個例子是我的血肉，我對它特別了解，所以我要做；B，我的方法必須系統，是結構主義的，盡可能追求學術性。
南都：你在去美國之前，有沒有想過再也不回來了？
許子東：從來沒有想過，只是當時也不知道國內情況會怎樣發展，但也知道一時半會兒是回不來了。所以一年訪問學者結束後，我就申請去U CLA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讀東亞研究的博士。
考博士的經歷非常痛苦，壓力也大，必須拿到獎學金才能維持生活。加上我的第一外語是日語，所以還得惡補英語。有一年真是苦得要命，拼命背英文，滿房間都貼滿了單詞，還搞得胃潰瘍，最後終歸還是通過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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