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讀博士的三年，學術上最大的收獲是什麼？
許子東：讓我重新研究張愛玲。第一個學期，李歐梵主持了一堂討論課，題目叫“女性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一半時間都在講張愛玲。在這之前，我也讀過一些張愛玲，只覺另類，沒聯繫文學史，畢竟當時主流現代文學還是排斥她的。在洛杉磯花了功夫重讀，有很多新的體會。我當時寫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張愛玲小說和上海小市民社會》。
我的一個基本看法就是，張愛玲已和魯迅一樣，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神話，所以研究張愛玲其實是重寫文學史的一個過程。
南都：在你的腦海中，中國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怎樣的架構？
許子東：簡單來說，我覺得中國現代文學至少是由三條發展線索所構成：一條線索是憂國憂民，改造社會，從魯迅、巴金一直到今天；第二條線索是堅持文人獨立性，像周作人、魯迅的《野草》，後來的鬱達夫、林語堂、梁實秋，一直到錢鐘書，這條線到1949年後越來越困難，但始終存在；第三條是鴛鴦蝴蝶派，一直到現在的新武俠，通俗文學這麼一條，它跟報紙、網絡結合得非常緊密，它的目的就是娛樂大眾，擁有最多的讀者。這三條線索都容不下張愛玲。所以我要把張愛玲的都市感性文學，從施蟄存那裡梳理下來，一直到今天台灣文學如白先勇、余光中，到朱天心，到香港文學，像西西、黃碧雲、李碧華等等。張愛玲的地位，就跟下棋一樣，她放的地方比她本身還重要。
我最重視的就是“重讀文革”
南都：你在U C LA畢業之後，為什麼會選擇到香港來教書？
許子東：臨近畢業，當時嶺南大學中文系主任陳炳良教授告訴我，有個位置，問我要不要申請。我跟李歐梵商量，他說，假如說你覺得前半輩子在中國已經待累了，下半輩子想空氣好一點，草地多一點，人自在一點，那就留在美國，不愁找不到工作；但如果你還想對中國社會做點貢獻，那就應該回到香港，畢竟跟中國的關係更近。
我當時想了想，我覺得還是跟中國關係近。至於草地、空氣，對我來說沒那麼重要，所以我就選擇到香港來。而且香港的教書崗位並不多，一個蘿蔔一個坑，它一旦有open的，就必須馬上申請。就這樣，我來了香港。
南都：你在香港和內地學術圈都待過許多年，你有比較過兩者間的差異嗎？
許子東：簡言之，內地學術靠傳統(缺制度)，香港學術靠制度(缺傳統)。
內地的學術界有政治管理和經濟誘惑雙重壓力。20世紀八十年代前以前者為主，九十年代後看似經濟壓力大，知識分子也在忙於找錢(故有人提倡“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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