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我看到你在有的文章裡，把在芝加哥度過的一年，稱為“芝加哥學派”。
許子東：這個其實不是我說，是他們自己說的。我們到1989年秋天才真正到芝加哥。當時在美國，中國學人主要集中在兩所大學，一個是普林斯頓大學，由餘英時主持，裡邊的學者普遍偏政治化；另外一批人在芝加哥大學，由李歐梵主持，除我們四個外，還有甘陽、劉小楓等等，我們則選擇同政治保持距離。
我們其實也很關心中國政治走向，但大多是從文化上來研究中國。每人選了不同題目，劉再複研究流亡文學，李陀研究毛文體毛澤東的文體現象，黃子平研究五十年代的革命歷史小說，我則研究“文革”小說。
南都：你從那時候就開始研究“文革”小說了？
許子東：是的。所以你看，我們的題目跟政治還是有點聯繫，但仍是學術研究，希望能討論1949年以後中國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結構上的諸多問題。後來汪輝也來了，查建英也參加過很多活動。所謂“芝加哥學派”，其實也是說說而已，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後來各人也是成果不一。
不過我們還是很感謝這個機會，芝加哥的冬天非常冷，零下三十多度，我們也沒地方可去，一群讀書人聚在圖書館裡討論德里達、哈貝馬斯，盡是些抽象的東西，這樣的機會非常難得，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題目，所以能夠拉開距離來討論。當時也不斷請一些在美國的高手，像杜維明、王德威、鄭樹森、葛浩文，還有一些外國學者來交流，平均每個星期能有兩次討論會。討論完之後，晚上就去查建英男友家看電影，每次看三部電影，頭兩部都是李陀他們選的很難看的但又非常經典的學術電影，《戰艦波將金號》、《八又二分之一》等等，他會給大家講解，最後再來一部輕鬆的，像007之類的好萊塢電影。劉再複最好玩，看前面的電影就睡著了，直到第三部才興奮起來，他說還是這個好看，他們就說他，真是沒得救了。
我們有點像是學習小組，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當時講的東西都很學術性，加上大家都是行內人，所以自己也不敢鬆懈。做完報告後，大家也會給你提意見，對每個人都很有幫助。只是萬萬沒想到的，後來這些人在中國影響這麼大，且分化得這麼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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