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內地學術傳統的好處在於，做事以常理為底線。有政治壓力，學術量化，或商業化操作，儘管有危機，照樣出成果，照樣有好的學者，出很好的書。
相比之下，香港沒有政治干擾，經濟壓力也不大，但又很難出大的學術成果，其中原因，值得檢討。比如量化的學術評審，以item為單位，5千字論文、50萬字著作，都算一“件”研究成果。你翻譯但丁全部《神曲》，或譯一短章，同樣都可能獲0至4分。這種論文、著作等量齊觀甚至刊物等級比論文質量更受重視的量化統計方法，對人文學術研究，傷害多過尊重。
再如四級評審標準(以香港大學資助委員會2014最新方案為例)，分別是“世界意義”、“國際優異”、“國際認可”和“地域與國家認可”。實際操作中，中文的研究成果大都會被評為第四等(在我來說，論文能獲“國家認可”，已是很高榮譽)。而英文論文，則天然“國際”。三本中文著作不如一篇英文論文，程序“公正”，結果荒誕。
還有用項目基金鼓勵研究，本是好事，但經費是否應比成果更受重視？A老師有三個項目，發表三篇文章。B老師只一個項目卻發表十篇論文，在香港的大學裡通常A更容易升職。但研究項目的本來目的，不就是出論文、有專著、獲好評、被應用嗎？
香港也有牟宗山、錢穆、勞思光、饒宗頤，中國文化也有傳承，但近來越來越抵擋不了功利化的“現代性”需求。商人管教育、科學管人文、量化管精神、英語管中文。所以在學術上，香港就是一個舒舒服服，安安逸逸，沒有貪腐但也缺乏動力的避風港。
南都：你也做過香港文學研究，你怎麼看香港文學當前的狀況？
許子東：香港文學大概的脈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是左右對峙局面，左派、右派，包括很多南來作家。20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出現一些本土文學，西西等作家，強調香港跟內地的不同。突然到20世紀八十年代有“九七”問題，香港的自主性開始受到威脅，香港文學出現一個高潮，我稱之為“失城文學”，就覺得這個城市要陷落了。這種文學成為整個八九十年代的主流，其中也有一些很好的作品。
“九七”以後，香港並沒有像他們想象的那麼快陷落，所以政治主題就下降了，香港文學又回到小眾邊緣的地位，情色或技巧探索。總的來說香港很少有宏大的現實主義創作，很少有。浪漫主義則由流行文學體現。“文藝小說”主流一直是現代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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