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幻想破滅了，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
目光從柳條湖移到旅順口，從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東北由來已久的苦難，看到了中國不斷地被蠶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細細體味中國民眾當年面對日本的崛起和虎視眈眈所產生的復雜情感：反省、痛切、尷尬與憂憤，它們無奈地纏繞、混雜、交織在一起，伴隨著一個民族的興衰與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清王朝艦隊全軍覆沒，台灣因而被割讓，這對中國人的精神打擊恐怕更大於鴉片戰爭中敗給西方列強。一個習慣於以泱泱大國姿態傲立於東方的古老帝國，忽然發現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擊，一夜之間就敗在歷來被輕視甚至被藐視的一個小小島國鄰居手下。然而，在這場戰爭中被打敗後，中國與日本卻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迅速崛起，為渴望實現強國夢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是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避難所，是他們創辦刊物的首選地。義和團運動之後，赴日留學掀起高潮，在世紀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鍔、黃興、廖仲愷、陳獨秀、蔣介石、汪精衛、閻錫山、孫傳芳、魯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孫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人，也把日本作為主要活動基地。1905年，同盟會在此成立﹔1914年，國民黨前身中華革命黨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後，赴日留學再掀高潮，在後來諸多重要歷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來、郭沫若、鬱達夫、田漢等人的身影。
這的確是世紀之交時中國出現的特殊現象。痛定思痛，中國青年想親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奧妙，清王朝則想借派人留學為自己培養未來的人才。不管動機如何，最後發展方向如何，有一點則是明顯的，它影響著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深深影響著現代中國與日本的復雜關係。
在注意留學高潮的同時，更值得注意的、對現代中日關係影響更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尋求日本政府、民間勢力的支持，在大量中國留學生中發展新生力量。有一點必須正視，一些革命黨人為了急切地借助日本力量達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從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對台灣的殖民化和東北的蠶食。當孫中山的同盟會最初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時，不少仁人志士還停留在排斥滿清政權的明王朝遺民的意識上。他們想恢復的是幾百年前漢人的王朝，他們把統治中國幾百年已經與中華融為一體的滿清，還視為“異族”，甚至把關外的東北，還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游獵民族馳騁的荒漠大地，與傳統意義上原有的中華無關。他們的這種口號和意識，對一般民眾也產生一定影響，使他們更關注列強對自身利益和權利的侵害與蠶食，而對遙遠的關外中國領土上正在發生的更大範圍的侵害與蠶食，相對淡漠，反應也不強烈。這一點，直到“五四運動”前後民眾的國家意識開始得到加強、愛國主義成為社會主題之後才有很大改變。當我們研究近代史時，需要研究這一特殊現象，才能更深刻和更全面地認識東北問題的歷史淵源，乃至中日關係的復雜性。
與日本崛起並打敗中國相伴隨的，還有更為復雜的一種情感存在於近代中國的革命家心中。這就是對西方列強的強烈敵視和對同為東方民族的日本的幻想。這在孫中山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1924年秋天，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離開廣州，前往北京與奉系軍閥談判合作，共同對付直系軍閥吳佩孚，以盡快統一中國。他先到上海，取道日本長崎、神戶前往天津，最後抵達北京。幾個月後，他因病在京去世。
神戶是孫中山熟悉的地方，1913年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他流亡日本，首先抵達的地方就是神戶。1924年他又來到這里，這將是他的最後一次訪問。11月28日，在妻子宋慶齡的陪同下，孫中山來到神戶高等女校，出席由神戶商業會議所、神戶新聞社等五團體舉辦的演講會。他在這里發表一次重要演講，闡述他的“大亞洲主義”思想。前來聆聽演講的，一說達三千餘人，另一說則為兩萬人，甚至稱 “如此人數眾多，實打破日本開國以來之記錄”。（參見《宋慶齡年譜》）
孫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發生的日俄戰爭。他的側重點則是從一個亞洲人的角度出發，為歷來備受西方白人列強欺壓的東方民族，終於打敗了歐洲列強俄國而感到揚眉吐氣。他回憶說，當日俄戰爭爆發時，他正在歐洲，俄國艦隊全軍覆沒的消息傳來時，他親眼看到“歐洲全部人民為之悲憂，如喪考妣”。
這是孫中山在日本發表的最後一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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