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玉衡抵達沈陽的時間是9月16日，第二天，9月17日（也有9月18日一說），他被帶去向日本駐沈陽總領事林久治郎陳述經過。“但是太晚了”──《劍橋中華民國史》這樣說。日本關東軍的戰爭機器已經發動，9月18日的沉沉夜色將不可遏止地籠罩沈陽。
對於一個追尋歷史的人來說，在城市改造日新月異的沈陽，要找到能夠觸摸久遠往事、引發歷史幽思的舊址已經很少。譬如北大營，僅存的最後一處遺跡──馬廄 ──不久前剛被拆除，當我找到舊址時，面前已是一片廢墟，隻見一棵大樹孤零零立於其中。但巧的是，走進我在沈陽住的賓館，迎面所見正是當年日本駐奉天領事館的舊址，而且建築保存完好，真是意想不到。對照老照片，外觀沒有任何變化。這是一幢兩層的老建築，中央是柱型門廊，綠色屋頂，西式窗欄，右側有一尖型圓頂閣樓，是明治維新時代西風漸進後在日本頗為流行的現代建築風格。逗留沈陽這兩日，每次進進出出，我都止不住多看它幾眼。看到它，不能不想到關玉衡，想到房子里面發生過的風風雨雨。
關玉衡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於9月20日凌晨和李香甫一起化裝成紳士，躲過搜查，徒步走到皇姑屯車站，從那里乘火車逃往北平：
24日八時，張學良在官邸接見關玉衡，笑容可掬地對他說：“你還跑出來了！”關玉衡說：“對不起您，誤了大事！”張學良安慰說：“六十多個外交案件，你這是小案件，沒什麼。”隨後，委任為帥府參議，月支五百元，住在西單花園飯店內。
這是許多年後，關玉衡的第三團當年所在地內蒙古科右前旗的地方志工作人員馮學忠在《“中村事件”後關玉衡及戰友的命運》一文中的描述。不知它的史料來源何處，如果準確的話，可見突變之後張學良對關玉衡仍很厚愛。關玉衡後來參加了抗戰，1953年他回到了家鄉黑龍江牡丹江地區的寧安縣，曾被選為省人大代表，1965年病逝。他的弟弟卻沒有他幸運，“九一八”後，被日軍抓獲並用釘子活活釘死，扔進牡丹江，老母因悲傷而雙目失明。
結局最令人悲切的則是關玉衡的部下、參與過處決中村震太郎的第三團一營營長陸鴻勛。東北淪陷後，陸鴻勛1933年任偽黑龍江第三軍管區直屬炮兵中校隊長。1935年夏秋之交，中村震太郎的兒子從日本來尋找父親遺骨，陸鴻勛因身份暴露而被捕。1936年初，日本關東軍憲兵司令部將陸鴻勛多次審訊，嚴刑拷打，陸供出處決中村震太郎等人的內幕。隨即，日偽各大報在頭版醒目刊載：“謀害中村的殺人巨魁罪惡滔天犯陸鴻勛落網”的消息並附照片。後陸鴻勛竟被處以剮刑，零割肢體，為中村祭靈。（以上參見《“中村事件”後關玉衡及戰友的命運》）
有材料說，“九一八”過後，所有與“中村事件”有關的檔案悉數被日軍拿走。不知它們是否還在，或許仍存放在一個無人知曉的角落，等待著後人繼續解讀。
多想知道關玉衡當年的模樣！可惜，在“九一八紀念館”展出的圖片中，我隻找到了中村震太郎，沒有發現關玉衡。在網上搜尋，也沒有一張他當年的照片，哪怕是他後來的照片也沒有。我感到失望。如此重要的歷史人物，為何被淡忘？相關資料的搜集與整理為何如此欠缺？其實，不限於關玉衡一個人，與抗日戰爭有關的許多事件和人物，我們至今還缺乏扎實的、全面的、深入的歷史梳理和總結。對於一個承受過戰爭災難的民族，這樣的工作其實更為重要。不過，讓人略感安慰的是，在陳列櫥里我看到了擺放有一份關玉衡親筆所寫回憶“中村事件”的手稿。注目封面上簽署的“關玉衡”三個字，有難以言說的感慨。斯人已去，那個時代的許多人都已遠去，帶走了多少歷史的真相和細節？
關玉衡病逝後，一位作家為他撰寫了一副挽聯，其中上聯寫道：“生何歡，生逢亂世，血雨腥風，生靈塗炭，恨青山失色。塞北男兒，誓馬革裹屍，冰霜鐵甲，拔劍斬敵酋，白山烽火始於足下，赳赳武夫，肝膽照人。回首當年，馳騁洮兒河畔，看白浪滔天，應千年無愧。”吟哦再三，字里行間，我聽到了歲月的幾聲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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