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擔心，若中國的個稅征管體制在一段時間內無法明顯改善，避稅的對策又會層出不窮，那麼對高收入者的個稅徵繳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中產人群成為納稅主力稅負過重
此次個稅改革的另一現象是有一個群體成為高稅收的主體。
目前大型外企、上市公司、民企的員工工資較高，同時他們在納稅上相對規範，它們的高層員工往往是目前個稅的納稅主體，相比之下，非上市公司和事業單位等在個稅處理上的規範性仍有待提高。
一些外企員工因為要繳納高稅負，就存在不少抱怨。他們往往沒有政府部門和壟斷企業的灰色收入，還要承擔房屋貸款和子女的教育費用，因而生活壓力很大。尤其是房價的快速上漲，使不少高工資的白領成為“負翁”，因而這一群體對個稅改革反應更加敏感。
知名財經評論家謝國忠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率過高，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為45%；另一方面，在中國擁有自己公司的高收入階層，他們的個人所得稅率就等於25%的企業所得稅率。這樣一來，導致中國的高稅收負擔主要落在了中產人群特別是大公司員工的身上。
對此，他認為，政府應將最高邊際稅率降至25%，和企業所得稅率持平，同時根據通脹提高每檔所得稅率的門檻。
中央財經大學財稅研究所所長王雍君也對記者表示，45%的最高所得稅率偏高，屬於懲罰性的稅率；個稅改革的重點應該針對高收入階層，而如今的個稅體制事實上打擊的是中產人群。至於此次個稅草案為何沒有下調45%的最高所得稅率。王雍君認為，合理的最高等級的所得稅率應該不超過30%。
對此，李稻葵建議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降為35%，並逐步降低到25%。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靳東升指出，低稅率能夠消減居民的逃稅動機，有利於徵稅效率的提高和降低徵稅成本，此次的個稅草案也體現了這一趨勢。但是靳東升表示，高收入群體的經濟來源更多是非工資性收入，從公平性的原則出發，應該對財產性收入多徵稅、對工資性收入少徵稅。基於此，靳東升表示：“個人所得稅的全面、系統改革還需要一個過程。”
復旦大學金融學院孫立堅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當下收入越來越多元化，個稅制度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企業家和中產人群面臨的稅負負擔過重；而在對資本性所得與官員灰色收入上的稅收執行和監管不力，這樣不利於經濟活力和社會財富的積累。為此，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指出，個人所得稅並非我國的主要稅種，2010年我國個稅收入是4800億元，只占總稅額的6%左右，因此個稅減少不會對稅收規模產生很大影響。
早在2008年，全國政協委員、德意志銀行環球銀行業務亞太區總裁張紅力和全國政協委員、玖瓏紙業董事長張茵都提出，如果稅率過高，國際上的優秀企業和人才就不會選擇在中國發展。他們均建議，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