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就是政治。這就意味著，藝術一旦成為政治，分享權力與分享權力的影響力就是藝術的終極目標。而當代藝術又提供了權力話語空間。幾千年的中外美術史的主體是男性，而女性藝術被邊緣為民間的女紅。這種文化的差異被父系文化認定為由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裡的男女生理性別差異決定的。在女權主義者莫妮克.威蒂格看來，所謂生理性別是不存在的，只有被壓迫的性別，與壓迫的性別。而女性性別的壓迫性來自於她從屬於男性文化的被動角色，女性只是具有生育功能與家務功能的工具，因此也被定義為私人領域。而私人領域的藝術被稱為女紅。男性因享有社會政治文化等特權而被定義為公共領域。因此，公共領域的藝術成為了社會政治文化的代言人。最終，因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文化差異導致著女性權力話語的缺席。
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利用了差異性別文化的策略再現差異性別文化的尷尬，製造了不同於西方的女性主義藝術的叙事方式。作為女性權力話語行為主體的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性別政治態度是鮮明的。
其一，對父權文化的政治話語形成的男根文化以及對父權文化制定義的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政治制度進行了批判。在中國的原始社會裡男根的崇拜是以大量的陶祖、石祖和銅祖的出現終止了母系氏族的統治，同時也拉開了農業文明的序幕。男根象徵著男性的權利，受到了至高無上的禮遇。如中國漢字系統將男根文化法律化並誕生了具有生殖崇拜的“且”字，它同時成為中國祭祀文化中的牌位的象徵。如中國軟玉文化中男根圖騰標識的玉圭，分別用於典禮、盟會、朝聘等政治活動重要的禮器。中國女藝術家首先通過微觀的日常叙事與宏觀的歷史叙事，質疑並批判男根文化生成的現實與歷史基礎。同時利用代表著男根暴力文化的衍生物——槍作為女藝術家藝術的媒介方式，遊戲男根文化並為男根文化去勢。遊戲狀態下的女性自殺模擬的槍文化的詼諧與調侃，讓處在危機狀態下的性身份與周邊的環境發生了互動，表面的輕鬆的背後，是一個中國女性生存沉重的話題。與此同時，遊戲狀態下的女性自殺模擬槍文化的激烈與暴力，讓處在危機狀態下的性身份終結兩性對話成為可能，或者在終結自己的過去之後回歸文化主體。此時，利用男性文化傳達女性文化的質疑性與批判性，性別政治的中國身份是清晰的。
其二，對父權文化形成的“視奸論”以及女性“約會強姦”的性文本的製造進行了批判。如果說父權文化形成的“視奸論”造成了女性主體的被動與缺席，那麼女性“約會強姦”的性文本的建立，同樣是在父權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女性主體的被動與缺席。在父系文化性權力結構中，女性的肉身承載了太多了父系文化的欲望，女性既是聖母又是妓女的雙重標準，不僅造就了父權制社會政治文化倫理的標準，而且成為了父權制社會政治文化統治下性別壓迫的範本。中國女藝術家無論是平面藝術、三維影像製作，還是行為藝術的身體表演，質疑現實與歷史文本中的女性壓迫的問題是深刻而尖銳的。此時女性身體政治文化多重話語空間的建立，表明藝術是政治的理念。同時表明中國女藝術家性別政治的藝術實踐作為權力話語主體已經確立。但是女性身體政治仍然是智性與非智性的角逐場。非智性的女藝術家在大是大非的現實與歷史上性態度是曖昧的，並且能與歷史上的性侵略者建立性苟合的藝術文本。說明，中國女性主義性別政治的道路的坎坷與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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