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女藝術家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化中象徵四君子的梅蘭竹菊的圖像資源，與網絡上脫衣秀的女性身體與話語資源，一一發生對應，並且重新整合,強烈的反諷意味造成了視覺的詭異與緊張。其現實的批判意義在於，傳統文化意義中的四君子的身體正在被抽空、被扭曲，成為欲望化的時尚與色情的身體。同樣，欲望栖息的身體遭遇商品經濟強暴後的美學放逐成就了芭比文化。被稱為塑料文化的芭比，本來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文化的性偶像，當全球經濟一體化，商品流通的領域快速地將芭比文化帶到了世界各地。芭比即是一名出色的消費者，又是一件消費品。在芭比尚未進入商品流通領域之前，不會形成具有交換價值的商品身體。但是商業資本利用了芭比文化誘導消費者，去購買芭比文化的欲望，芭比的商業意義便凸顯出來。中國女藝術家芭比文化的消費不僅具有卡通文化特征，而且凸顯現代的女性意識。芭比文化一直是父權文化的授予女性成長的過程中的美學標準與社會標準，女性自覺的拿來，在某中程度上扮演了父權文化的角色。特別是在80後的女藝術家作品中出現了大量的芭比藝術。在當代生活中，物質極大滿足之後的精神缺失，茫然、空洞不知所措甚至逃避、頽廢，是消費主義過剩中長大的一代人的特點。上個世紀80年代出身的中國女性藝術家的芭比文化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粉紅經濟視野下的消費價值觀。
性別政治的誤區是作為欲望女性身體的濫用。在美術史上女性為父系文化消費的對象。消費主要體現在視覺的占有和心理的占有上，並與女性身體的社會占有一道，共同形成了男權中心主義多維的統治。
中國女藝術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將自己裸露女性身體夾雜在一行衣冠楚楚的男性中緩緩的前行，作品以反諷的手法叙述了被封閉的藝術長城（美術史）中女性的尷尬地位。作為性別身份的受害者，中國女藝術家的作品也反映的女性的傷害愈來愈低齡化的社會問題。女性的傷害的主動與被動，在物質消費主義的掙扎與無奈中，欲望女性身體的濫用是一個出口。比如，在極其敏感的中日關係的問題上，慰安婦是中國人的一個恥辱的記憶。但是中國女藝術家在與日本男人身體對話的作品中，令人費解的是性行為的熱身表演僅僅是為了體驗日本的色情業。而問題出在中國女藝術家理性的死亡之後的囈語：“在日本，男人們彬彬有禮、性格靦腆，這是我對他們的第一印象。這種感受讓我也聯想到發達的日本色情文化。”歷史上被掠來大量的中國平民婦女為日軍提供性服務帶有壓迫性的色情業，難到是日本男人們彬彬有禮、性格靦腆所致？那麼中國女藝術家赤裸著身體主動與日本男性身體零距離的性接觸，難道也是因為日本男人們彬彬有禮、性格靦腆就可以上門服務的色情業？在性主動與性放棄過程中，中國女藝術家藝術的性消費並沒有達到歷史性的批判作用。相反，成為女性約會強姦的性文本。但是中國藝術批評的獻媚更讓人不解。他說：“這件作品其觀念不僅在於對兩性關係的提問，而且在女性存在的歷史意識角度給予拷問。尤其這一角度放置在中國女性歷史的位置上時，它所產生的政治性意義是深遠的。”深遠的政治意義是誰的？在歷史上，日本侵略者可以蹂躪任何中國婦女的性壓迫中，具有“深遠的政治意義”只能是作為主體行為侵略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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