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評花禦史”或者“香蓮博士”的清代的封建文人方絢，在他的《香蓮品藻》中，極立渲染三寸金蓮的美學價值，認為“三寸金蓮”無論從外形、手感、還是美醜的關係上，有“五式”、“三貴”“九品”之說。封建男性對三寸金蓮如此著迷的病態，就在於三寸金蓮是性征化了的女性生殖器官。中國儒家經典《周易.鹹卦》中的“鹹其拇”，便有男女交感相應在腳拇指之意。於是就有了這樣一種說法，“在封建社會裡若一個男人觸及到了女人的腳，依照傳統的觀念就是性交的第一步”。④因此，我們不得不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舊體制中的三寸金蓮的偽美學特征，是建立在封建男性性話語上，女性被動地與之合謀的最後結局是生命的終身殘疾。
西方女藝術家梅裡特.奧本海姆的作品《飾毛邊的茶杯》，通體由皮毛包裹的杯子性感而柔和，是一個物化了的性器。其中象徵著女性的性器官是令人愉悅的，女性的主體意識在場。但是在中國的古典社會中女性的主體意識的缺席，是以女性性器被物化為了某種器物的身份卑賤的象徵。在中國古典小說《金瓶梅》中說西門慶要溺尿，同床的婦人讓其溺到自己口裡。其中，女性的口唇是物化的性器官。唐代流行一種時尚，說女性是禦寒的“暖爐”、“屏風”，是禦膳的“幾案”。女性性器的物化作為一種封建男權的話語的產物，女性的身體已脫離了作為生理性別的物貭屬性，而成為具有社會性別的商品屬性的身體。父權社會既要享用女性氣質的肉體，同時又將其物化為一種社會型態的性器。而女性的尷尬，是自己意識不到自己所扮演的並且津津樂道的性角色。在某種程度上，封建社會男性的強權政治的建立，女性是同謀者。其悲劇性就在於女性的社會政治話語權的缺席。在封建男權社會裡的兩性對決中，女性始終處在被動的、受壓迫的地位。中國女藝術家利用了家庭常見的痰盂和衣物，並在上面繪制女子肖像，強烈的反諷意味傳達出了一個信息：封建社會的女性角色如同這被物化的性器官——痰盂；女性的性身份，僅僅是構成男權社會文化身體的某種色情的外衣。
如果說女性的性器物化是被男性中心主義話語邊緣的產物，那麼情欲化的器官則是女性主體話語權一種在場的產物。中國女性藝術家的情欲化的性器——花卉，其象徵意義很多。
一，花卉作為了古典文化的當代文化發生學的介質。比如，通過傳統象徵君子文化的蘭花的色香姿態的發生與消亡，傳達出一種當代文化興衰的信息。二，花卉作為了女性經血文化特質的闡釋學的介質。女性的性體驗和生活環境的經驗總能找到生與死的銜接口。於是喜歡於物以血腥的熱情，唯美的冷艶，色彩的極盡的渲染，生命的極盡鋪陳，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生死劫的見證物：經血文化。三，花卉作為了女性氣質性面具的虐戀修辭學的介質。中國女性藝術家將經期的女性生殖器與花卉互喻、並置，刻意製造出了神秘而深邃的意境。虐戀的唯美的直白不僅來自自身生理的痛楚與興奮，也來自精神的痛楚與興奮。因為流著經血的生殖器，更像是流著眼淚的女人的性面具，更強調了一種女性的氣質。中國女性藝術家作品中的性意味都經歷了卡夫卡式的變形。花卉作為情欲化的性器官，唯美是表面的塗層，深層的是生、死、性三者的互相糾纏，在極為封閉的個人化的性空間產生的性情緒，得以最大的釋放與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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