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確存在外部因素，但不宜過度放大。其放大固然在此輪政治對抗或管制權之爭中有利於打擊泛民主派，但是長遠來看對香港是不利的。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如果過分負擔國家安全義務，作為民主發展的一隻小鳥，總是負擔沉重，充滿哀怨，牢騷滿腹，就不能很好地起飛，不可能健康自信。如何智慧地團結人民，孤立敵人，而不是將人民變為敵人，本就是高超的民主政治技藝。
反“佔中”成果有限 香港事務牽涉文明衝突與博弈
在本次反“佔中”的輿論戰中，尤其是“反佔中”大聯盟模仿“佔中”派進行的簽名與遊行，以“反佔中”這一可最大化共識的狹窄議題把中間民眾拉到了建制（國家）立場，但這只能是一次孤立的勝利，不可持續，甚至不可進行議題範圍的擴展。對抗行動客觀上造成了香港二元化社會的深刻化以及民意之間的對抗清晰化，讓雙方溝通交流形成共同民意更加困難。利用反“佔中”這一議題，雖然形成了暫時性的主流民意，但如果換一議題，無論是民生福利、社會管制或是央港關係，可能都很難再形成主流民意。
香港的外部因素如果從理論上分析，實際上是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在中國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很多周邊問題重新激烈化。無論是釣魚島、台灣、南海還是香港，都反映出中美作為軸心文明的代表在意識形態上的話語權之爭。放到香港來看，北京主導的“一國兩制”模式成敗就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北京所謂的“國家安全”不僅是“反共基地”的傳統國家安全問題，也包含政治和文化的安全。西方國家，尤其是英美，同樣深諳香港事務政治博弈的文明持久戰意義。只是，這種更高層次的國際政治博弈給香港本地民主化帶來了過於沉重的負擔，這些負擔不完全來自中央，也來自英美。
因此，中央在香港既不能失控，也不能管死。失控，不能實現“一國兩制”下繼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承諾與目標，是失敗。如果“管死”，也是失敗，等同於“一國一制”。在“失控”和“管死”之間如何把握好尺度，使其符合國家利益，服務於中美長時間的戰略博弈，但又不至於對香港高度自治與自由施加過度整體性負擔，這需要仔細拿捏與調適。而香港人對國家利益與戰略的理解與承受，尤其是香港人應有之國民義務感與政治成熟意識的催生，亦需要相當漫長之過程，但香港精英對此應有自覺和擔當，而不是一味對抗，在中西之間無所適從，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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