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從社會土壤看，香港是個移民城市，從清朝末年開始，一直到上世紀80、90年代，每次內地有重大事件，如戰爭，饑荒，各種運動，都會導致就有一批人來到香港避難或討生活。這也決定香港人口構成中，有不少（對共產黨）懷有“恐共、拒共、反共”心理的人。雖然香港回歸已經17年了，但反共、拒共的土壤在香港依然存在，加上一些右翼媒體的歪曲宣傳，有一些年輕人對共產黨、對內地的印象不佳。是從2012年國民教育科被迫撤回的遭遇看，人心回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在香港的很多年輕人根本沒有經歷過港英時代，對那個時代也缺乏客觀的認知。比如所謂的麥理浩“黃金十年”，如果只看到港英政府改善港人生活質素，而不了解其內在的驅動力，即面對統治危機（“六七暴動”的衝擊）後的懷柔和對即將到來的香港前途問題的應對（增加與中國談判的籌碼），那無疑是理解不全面的。港英時代的歷史需要正確、客觀地認識，不應全盤否定，也不應過度褒揚，就像應該客觀看待共產黨、內地的發展一樣。社會土壤的酸堿度適宜，pH值不過大也不過小，才比較健康。
第三，從香港的現實問題看，回歸後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由基本法予以具體保證。但有關一國與兩制的關係，兩制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央與特區政府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在實踐中進一步明確。香港的政治架構在回歸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遇到了行政主導難以實現、行政與立法關係長期緊張、行政長官“孤家寡人”等一系列難題。香港社會發展到今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積累了不少問題。有些當年的優勢甚至成了今天的掣肘，如香港長期堅持的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受到挑戰，大商家與普通市民之間的張力逐漸加大，社會階層趨於固化、年輕人向上流動的空間變小，貧富差距拉大，高樓價、置業難等。這些現實的問題互相交織，難以用一劑藥就解決，不僅令特區政府“頭痛不已”，也構成中央擔心的管治問題的核心。
總之，管治是個系統工程。香港管治問題的出現不是突然的，解決起來也難以一蹴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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