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反對派骨幹人員雖然不多,但在輿論的影響力不小,他們不斷執著特區政府的施政失誤加以挑動和放大,令管治困局難以有效紓解。回歸前後,香港不少人懷疑甚至恐懼中央政府,這點從我們在選舉中的得票可以清楚反映。但經過十七年的努力,香港人對中央態度有了轉向,而我們的得票也相應攀升。這是香港的歷史,也是香港的現實,我們不得不承認。然而,香港有一批學者及評論員,對反對派抱支持態度,經常在電台上發表帶有偏見的言論。近年,他們成功鼓動了一大批學生,除了批評施政失誤,挑撥香港與內地的矛盾,更不斷以陰謀論,質疑政策背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進一步打撃特區政府的民望,令施政舉步維艱。
我估計梁振英先生在剩下的任期中仍會面對很大的抗爭,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政改的決定發佈之後,立法會中反對派也會抗爭,也一定會“拉布”。哪怕他們心里明白,政府做的是好事,但也會阻礙草案的通過,因為他們的目標,就是藉拖垮立法會議事,以拖垮施政,令特區政府一事無成,才能證明自己的主張“小圈子選舉出來的特首是不行的”。所以,我預計在短時間內,管治仍會相當困難。
在特區政府民望不高,管治日益困難下,香港能否在2017年落實普選,關鍵還是要看民意。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政治體,香港人也很明白香港的政治地位,當人大常委作出決定之後,可能有人會不喜歡,但除了一批學生,其他人未必會出來搞“公民抗命”。我認為,當大家看清楚政治現實之後,還是會覺得有普選比沒普選好,也不會因為少部分人不能“入閘”,而放棄自己的投票權。所以,我希望支持一人一票的民意能一直維持在較高水準,以強大的民意來支持議員們對政改方案投贊成票。
從政者不可能不理民意,泛民議員對政改的立場十分微妙。他們在赴深圳見李飛之前,簽了“政改承諾書”,但其中並未將“公民提名”與投票取向聯繫在一起,這是一個策略的改變。若將不可能獲得中央同意的“公民提名”與投票取向綑綁在一起,那就毫無餘地了,而現在他們將所謂“國際標準”及“不合理限制”與投票取向聯繫在一起,迴旋空間還是有的。目前,他們立場一定會很強硬,一定盡力搞一個大型社會運動,以2003年的50萬人令董建華下台為目標。但如果民意反應冷淡,而市民又支持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首的話,我認為泛民仍然有機會回心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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