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特首不黨”原則需要在整體管治格局中重新思考與定位
香港民主中“政黨政治”是無法迴避的問題。現代民主社會中，“一人一票”只是選舉階段；真正治理靠得是政黨政治。香港政黨政治是“一國兩制”下特殊的政黨政治，要求特首的非黨背景。從世界政黨政治的實踐來看，這是非常少見的，甚至說香港政治派別生態是扭曲的。
一方面，中央要求特首中立；另一方面，政黨分成“建制派”和“民主派”。建制派因為與中央政府有共同的認同和利益目標，而與民主派形成了身份上的分裂。但由於特首的絕對中立性，建制派也不完全是特首的政治基礎。這也是香港管治困難的制度性原因。
香港的民主如果想發展成成熟的民主，長遠來看有兩點要突破。第一，特首的絕對中立性應該打破，否則對特首管制聯盟的形成、政黨政治的發展都不利。第二，建制和泛民的二元建構不利於民主社會產生共識和有序競爭，也不利於建制派接地氣，成為香港本地的代表，反而容易被標籤成“政府的人”，而讓泛民佔領“代表民意”的輿論高地。
“反佔中”的勝利是短暫的勝利。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否決權能否回歸建制派，獲得絕對多數優勢，很難從反“佔中”簽名中體現和預測。況且經過這次以後，溫和、激進的泛民都會認為，他們的努力在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毫無回應，產生重大的政治挫折感，加深政治分裂和猜疑：沒有公民提名，候選人需要過提委會半數門檻、候選人不多於三人——這讓他們毫無政治運動的成就感。他們會認為人大是成案在先，早有打算，所有決定在形式上都是最強硬的，他們會覺得這是失敗的政改。
不管2017年究竟會怎樣，這次參與運動、代表香港相當民意的泛民會對政府更不信任。泛民很可能就此加緊拉布，加強與外國勢力的聯繫，鞏固兩者在利益和理念方面的一致。從中央的角度看，給香港普選是為了擴大認同基礎，而本次建制派的短暫全勝客觀上會加劇雙方的分裂。至少在梁的任期內，看不到彌合社會矛盾的可能。泛民將所有的不滿撒梁身上，已經讓他無法施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