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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飛龍 |
田飛龍：“佔中”是國家治理和香港自治的改良契機
第一，本次運動是回歸以來醞釀的各種矛盾的集中爆發點。1984年英國在香港啟動的代議制民主改革為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挖下陷阱，培植了堅強的“不忠誠反對派”，完全擾亂了《基本法》之下的“直通車方案”和循序漸進安排。現在香港的民主文化已經偏離了英美的經驗主義和多元制衡的傳統，沒有向改良主義路線進發，而越來越帶有法國激進主義民主傾向。英國對香港的民主啟蒙與制度設計不完全從本國經驗出發，而是從是否有利於最大化制衡中央管治權的基點出發，折射出所謂的外國勢力支持並不僅僅是金錢支持，更是軟實力的競爭，是話語爭奪，是人心博弈，是現代政治技戰法的攻防，是對中國大國管治能力的特別挑戰與檢驗。
這也是巨大機遇，是治理現代化的上好演練場，是政治認同建構和國家能力整合的契機。“佔中”博弈的實質是話語權的競爭和理論的對抗，是中國與西方在現代性上的戰爭。由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一直是被刺激的一方，所以雖然中國的GDP增長迅速，國力增強，但沒有相應的文明和制度理論去安頓內部的秩序和訴求，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總體認同。香港雖然回歸了，但文明和秩序的融合沒有完成。“佔中”是這一總體未完成進程在局部的一個縮影。
即使中央經受住這次衝擊，也不意味著中國在與西方的軟實力較量中，有了結構性的轉變和改善。中央需要對既有個案進行研究，同時智庫也要對世界的政治和制度進行戰略性的研究和沉澱。近年來，中國學派強調中國現代化經驗與中國傳統文明的融合，希望將中國的發展理論化，總結出中國總體發展的綜合模式。這是很好的諾貝爾經濟學獲獎題目。我認為，應當以中國人的“中國經驗”研究成果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一個關鍵的歷史時間節點，作為中西軟實力戰爭較量的轉折點。如此，則“佔中”無疑是中國走向政治成熟和治理現代化的一次機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