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主和法治對立起來直接引起了社會反彈
第二，“佔中”的衝突是核心價值的衝突。長期以來，香港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以法治為根基。“佔中”派的失誤在於不得不以違法要求真普選，違法不可避免。佔中派的理論核心是公民抗命，遵循“違法有責”的理念：第一，必須要違法，靜坐遊行等合法手段已經沒有足夠的威懾效力，強度不足；第二，必須要承擔責任，表示行動者有美德，願意為大多數人做出犧牲。“違法”、“有責”是邏輯鏈的兩端。這種操作把民主和法治對立起來，直接引起了社會反彈，包括工商界、主流民意、傳統建制派以及大律師公會大有結成反“佔中”寬泛聯盟之勢頭。尤其是大律師公會10月28日的反“佔中”聲明代表了這一重要轉向。“佔中”早期具有一定的理論合理性與正當性，但抵觸法治以及與民意對抗，這一結果本身使得其合法性不斷喪失。
“佔中”以來，大律師公會在9月28日、10月8日和10月28日，發表了3份聲明，與之前的立場形成較大反轉，不再寬泛地同情與理解“佔中”。大律師公會的聲明讓香港社會在法治的根基上重新團結起來形成共識，成為反“佔中”可靠的力量。聲明也讓廣場留守派的價值和政治正當性降到最低。核心價值優勢轉移到反“佔中”一邊，有利於政府最終決斷解決本次衝突。
激烈對抗坐實了香港社會的二元化分別
第三，“佔中”與反“佔中”的激烈對抗坐實了香港社會的二元化分別。隨著“佔中”的激烈違法和對抗，反“佔中”者亦進行了高級模仿和對等升級。在反“佔中”大聯盟的系列行動之前，既往的建制派很少採取這樣的持續性和團體化行動。“佔中”刺激愛國愛港陣營在政治社會運動上成熟起來，也是好事。反佔中行動的民主技戰法、民意支持度雖然與“佔中”不相上下，大有斬獲，但實際造成了香港政治族群的分裂，拓寬並加深了建制與泛民的分裂。陷在分裂的區間里，張力拉大，就不免有中間人士變節或騎牆，比如田北俊等。而二元化社會是任何現代社會的管治死結，使民主社會難以形成所必須的共識。看看台灣的二元族群政治下的民主現狀，香港民主的未來不是很樂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