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至1987年間，台灣對美、日的整體貿易依存度平均達到53.06%。而同期，台灣對從美、日的進口依賴度也高達53.13%多，其中從日本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更高達29.84%，“輸入之對台灣之重要性在於原料及機器設備的輸入占總輸入的94%” 。從進出口商品的結構分析，台灣從美、日的進口產品絕大多數都是資本品，而出口則以消費品為主。美、日是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市場和原材料、設備的進口市場，並在分工基礎上大體形成“出口美國、進口日本”的貿易格局。
⒉向美國（日本）出口對於GDP增長的貢獻=總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乘以向美國（日本）出口占總出口的比例。
統計數據顯示，在1969—1990年間，美、日等西方發達經濟體的強勁增長和產業、技術轉移為台灣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產業升級條件，成為推動台灣經濟成長最重要的外部因素。通過密切的經濟合作，美、日與台灣之間形成了有效的產業分工關係，台灣也因此加快融入全球經濟的過程，並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進而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這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基本路徑。
進入1990年代後期，東亞區域經濟合作格局的變化對台灣經濟的影響日益擴大，主要體現在大陸因素對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日趨凸顯。儘管從經濟交往層面看，台灣與大陸的投資和貿易在市場力量的推動下、通過民間交流的形式已經構建起相互依存、密切互動的關係，大陸已取代美、日成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且是台灣第一大貿易對象、最大的出口市場、最大的進口市場和最大的順差來源地，兩岸之間已經形成走向合作的趨勢。但是，長期以來，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兩岸經貿交往始終處於“民間、單向、間接”的不正常狀態，如台灣對大陸產品輸往台灣仍實行歧視性限制，有2200多種大陸產品 不能進入台灣，且禁止大陸企業進入台灣投資或從事經貿活動，不開放兩岸之間的直接通航，兩岸缺乏經濟合作制度安排等等。即使在兩岸完成簽署ECFA的情況下，大陸產品輸台及赴台投資也面臨著一系列不對等的限制，從而影響到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與發展，以及台灣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兩岸經濟合作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以市場開放前提下的要素流動為內涵的經濟互動是兩岸經濟合作的主要動力，而大陸的改革開放也為兩岸經濟合作的深化與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正是在市場力量與制度保障機制的推動下，台資企業通過多種方式（主要是繞經第三地）突破台灣當局的政策限制赴大陸經商投資，使得兩岸經濟合作從原先的分散、零星交往發展到密切、熱絡、密不可分的兩岸經濟互動，進而迫使台灣當局必須正視兩岸經濟交流交往的現實及對台灣經濟的正面影響，採取默認方式以適應兩岸經濟合作的新情勢，從而使兩岸之間形成了基於“一個中國”框架下、市場開放基礎上的、密切互動的經濟合作關係，在這一過程中，兩岸經濟合作趨勢逐步形成。
通過20多年密切的經貿交流與合作，兩岸經濟已經形成緊密的互動合作關係，主要體現在經濟體之間的經濟波動相關度高、相互貿易比重持續提升、直接投資（FDI）總量持續增長方面，如以此來衡量，則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趨勢已經形成。但是這種由市場機制推動的合作存在著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首先，生產體系的共享並不必然導致技術的擴散，這就需要通過增加出口的門類以保障發展的可持續性；其次，在經濟交往達到很高的依賴度後需要通過建構制度化的爭端解決機制和正式的遊戲規則以保證經濟合作的穩定，這對經濟一體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的簽署，兩岸經濟合作必將向著更高的層次發展。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大陸經濟發展進入 “新常態”的情勢下，兩岸原有的合作方式出現顯著的調整與變化，在空間上，經濟合作由以單向流動及以大陸為主，擴展到涵蓋兩岸，陸資企業在台灣的投資與經營，直接參與到台灣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之中，並在一定程度上與台灣相關產業產生競爭，這在島內引發一系列的爭議，兩岸服務貿易簽署過程中所引起的社會反應證明了這一點；在心理層面上，台灣民眾對兩岸經濟合作的看法開始出現分歧，尤其是隨著陸資進入島內，兩岸經濟合作日益要求兩岸市場的全面相互開放，這就使得兩岸經濟合作面臨更加複雜的政治社會環境，因此，面臨更大的阻力，對兩岸合作的深化提出也更大的挑戰，兩岸經濟合作更需要增添新的動力，這也使得兩岸經濟合作具有更加積極的意義。面對新的情勢與挑戰，兩岸必須尋找新的合作路徑與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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