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唐朝，太宗時期雖然下令孔穎達組織編撰《五經正義》來統合南北對經義詮釋的歧異，但基本上，還是離不開漢儒治經那種支離破碎的格局，對於儒學復興的幫助有限。佛、道兩家還是唐朝的主流思想。這要到唐朝中葉，出現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與他亦師亦友的李翱所寫的《復性書》才重啟儒學的生機。安史之亂以後，天下分崩離析，進入藩鎮割據的時代，結果是朱全忠篡了唐，中原由沙陀人取得政權，開啟了所謂的五代；南方則裂為十國，北方燕雲十六州割讓給契丹。到了宋朝陳橋兵變，趙匡胤接收了後周政權，提倡文治，當時契丹人還是雄聚北方，西夏盤踞在寧夏一帶，而在山西還有北漢，南方南唐李煜等先後歸附，要到趙光義也就是宋太宗時才滅掉北漢。而要到西元1004年宋朝與契丹簽定澶淵之盟，才開啟了120年南北和平發展局面。
在北宋由於太祖趙匡胤提倡文治，因此人才輩出。趙匡胤要死的時候，曾經立下三句遺言，刻在石碑上要求以後繼位的君王要跪讀祖訓，那三句話就是“不殺柴氏子孫、不殺士大夫、不加農田之賦”。“不殺柴氏子孫”，這體現了趙匡胤的仁德，也因此抑止了五代朝代更迭的殺伐之氣，這跟“杯酒釋兵權”如出一轍；“不殺士大夫”，這給中國的讀書人帶來了空前的自由思辨的空間，因此像歐陽修的《易童子問》，很多對於古代經典的質疑都可以提出來，帶動了自由思辨的風潮，開啟了理學的先聲；至於第三句“不加農田之賦”表現出趙匡胤體卹農民，我們是以農立國，當然要護住根本。從趙匡胤那個時候就出現像孫復、石介、胡瑗、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這些大儒以及政治家，也正因為有這些人的開疆闢土，才帶出了北宋五子，那就是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而到了南宋，就出現了綜羅百代、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
朱熹的出現也代表新儒學的復興，他經由編撰《近思錄》把北宋五子除了邵雍之外，將其他四位大儒的思想精華，收錄在《近思錄》這本號稱為新儒學綱領的經典裡頭，深刻地影響了最近七、八百年來的東亞文明圈。他又將《禮記》中《大學》跟《中庸》兩篇抽出來，與《論語》、《孟子》並列為《四書》，並以畢生之力為《四書》做《章句集注》，這部經典後來就成為元、明、清三朝科舉考試的定本，影響不可謂不大。所以《近思錄》在二次大戰以前，最後一次出版是在1894年甲午戰爭那年，以後就要到1967年，也就是蔣介石在台灣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才再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換句話來講，甲午戰爭以後，《近思錄》就不再出版，這也意味著新儒學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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