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講中華文化的第一週期，就是指從堯、舜以來到唐朝初年；第二週期應該是以韓愈、李翱起頭，北宋五子開道，然後朱子集其大成，延續到19世紀末。而我們現在所提中華文化的全面復興，指的就是在改革開放40年經濟建設取得輝煌的成就之後，在恢復文化自信的同時，我們如何從過去開出的第二週期去汲取經驗與教訓。
第二週期是怎麼開創出來的？東漢末年到隋朝建立前這400年裡頭，儒學被佛教跟道教邊緣化，當然是由於當時本身儒學的詮釋支離破碎，且當時天下大亂，大家想要安心立命。而之所以儒家能開出第二週期，就是因為這些大儒們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而突顯了《易傳》、《中庸》、《大學》這些經典的重要性，來彌補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罕言性、命、天道”的缺憾。孔子主張“不知生，焉知死”，但是在天下大亂的時候，大家要安心立命，佛教告訴你，人死後會往何處去？人從何處來？道教講長生不老，儒家講“未知生，焉知死”，這就不合時宜了。所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可是佛、道講怪、力、亂、神；儒家“罕言性、命、天道”，但是佛家講“明心見性”，道家講“道法自然”。
在儒家，當時只有思孟學派講心性，也沒有受到很大的重視。所以新儒學為何突顯《易傳》，因為《易傳》講陰陽、屈伸、變化、往來、鬼神之道；《中庸》就專門講性、命、天道；《大學》講治國平天下。此外，新儒家又吸收佛、道兩家的長處。像程頤，在替楊時說明張載所寫的《西銘》時，跟他提出“理一分殊”，這就是從佛教裡面的“月映萬川”而來。因為程頤講了“理一分殊”，到楊時的時候，就開始深刻反省，把它發揚光大，到他的三傳弟子朱熹那裡，“理一分殊”就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範疇，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共性”與“特性”。另外一個例子，太極圖本來是道士們修真煉氣的一幅圖，周敦頤寫了一篇《太極圖說》，引述《易傳》跟《中庸》來解釋太極圖。而到朱熹時，他的大弟子蔡元定又把太極圖從四川帶回來，朱熹就在周敦頤的基礎上，又寫了《太極圖解》以及《太極圖說解》，從此《太極圖說》就成為新儒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朱熹就這樣完成了儒學進入第二週期，這同時也是儒學的第一次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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