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我鑽研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哲學這四、五十年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可以總結為三個字，那就是“仁”、“中”、“家”。 首先講“仁”，“仁”是儒家的開山祖師爺孔夫子最高的道德理想。我們講“仁”，五常之德，也就是“仁、義、禮、智、信”，其核心就是“仁”。像朱夫子就講過，“仁”就像太極一樣，講一個那就是“仁”；如果要講兩個，那就相當於“兩儀”，那就是“仁”代表陽儀；“義”代表陰儀；如果要講四個的話，那叫做“四象”，就是“仁、義、禮、智”，“仁”代表少陽，“禮”代表老陽，“義”代表少陰，“智”代表老陰；如果要講五個的話，那就是“仁、義、禮、智、信”：“仁”在東方配木，“禮”在南方配火，“義”在西方配金，“智”在北方配水，“信”在中間配土，就叫“五行”，也叫“五常之德”。
所以在儒家思想裡頭，“仁”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之德在每個人出生的時候就由上天所賦予。這種天生的善性就是大家所共有的“人性”，所不同的是，由於後天稟賦的關係，而有清濁偏全之別。因此孟子才有四端之說，認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善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二帝三王與孔子代代相傳的人性本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對爾後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相對於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論，正是鮮明的對比。西方認為人生而有罪，有待上帝的救贖。只有上帝的“選民”才能得到救贖，這種古老以色列的“選民”思想一直流傳到現在。因為這種思想再配合上近現代西方殖民帝國主義的歷史觀，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白人至上主義”。他們自己在還沒接受基督前是野蠻無文，在大航海時代，見到非洲、印度半島沿岸、東南亞等“香料群島”以及美洲的各民族也大多野蠻無文，更加深了這種成見；在接觸中國之前，他們總以為只有皈依基督教才算文明。這種狹隘的歷史觀嚴重影響了近代歷史發展的軌跡。
“仁”之所以作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最大的一個區別，為什麼呢？因為西方向來就強調個人主義，而中國文化從來不強調個人主義。就像“仁”，“仁”這個字就是，“二人”為“仁”。在中國文化裡面講的，最重要就是人與人的關係，譬如說“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叫“五倫”，也就是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中國人講怎麼做人？你要把這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係處理得妥當，那還有什麼人際關係處理不好呢？那西方他們講來講去，都講個人主義，而後來個人主義就跟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其結果，因為個人主義太過張揚，就會造成強者欺負弱者，有錢的人欺負沒錢的人，所以就造成社會主義起來反抗他。同樣的道理，因為個人主義太過張揚，甚至認為說人定勝天，而造成對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跟破壞，這就造成了現在大自然對於人類的逆襲，造成地球的暖化，南北極冰山的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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