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會資本下的兩岸交流
回顧兩岸關係的發展，社會資本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1980年代後，兩岸逐漸開放；台灣在1987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大陸也在1988年發布《國務院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兩岸開始愈來愈頻繁的人員、經貿等交流，這種趨勢有利於兩岸的社會資本建構。
1990年9月，為了處理偷渡客的遣返問題，兩岸政府委由紅十字組織簽署《金門協議》，開啟兩岸從1949年分離以來，公開簽署協議的時代。兩岸社會資本的網絡、信任等建構，也逐漸有了正式的規範。
但處理兩岸事務不能一直依賴紅十字會，因此除了大陸在1988年9月成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以下簡稱國台辦），台灣在1991年1月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雙方分別在1991年3月、12月，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以下簡稱海基會）、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各自受陸委會、國台辦委託，處理兩岸日益繁雜的交流事項。
後續經過了一連串的預備性磋商，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1993年4月的新加坡會談中，代表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1994年還以交換函件方式，生效實施《兩會商定會務人員入出境往來便利辦法》。
為了因應兩岸關係的迅猛發展，江澤民遂在1995年1月的春節前夕發表「江八點」； 同年四月，李登輝也提出「李六條」回應， 兩岸官方關係此時走向正面積極發展。但隨著台灣的「務實外交」在1995年推展到訪問美國，以及在1996年進行「總統」大選的言論刺激，同時間，大陸也發表一連串嚴詞「批判台獨」的文章，還進行飛彈試射與登陸演習，兩岸政府部門的互動急速降溫，但是民間交流卻繼續發展。
以兩岸官方關係降溫後的1997年起觀之，兩岸的貿易金額年年提升，縱使有1999年的「特殊國與國關係」中斷了兩岸官方互動，加上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陳水扁執政時期，包括2002年的「一邊一國」、2003年的催生「新憲法」、2006年的終止適用《國家統一綱領》、2007年重啟「台灣正名」運動、2004年與2008年的公民投票，以及2005年大陸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等，諸多不利於兩岸關係的言論與行動，讓兩岸官方關係更形冷凍，但兩岸民間交流似乎不受影響，貿易金額依然增加。
從發展趨勢看來，兩岸貿易金額在2000年踏上百億美元的台階後，增長趨勢愈來愈明顯；除了2009年因為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而負成長外，其他年度皆約以百億美元的幅度增加，金融海嘯後的2010年更大躍升到千億美元的台階，2014年已超過一千三百億美元。 大量增長的貿易金額，顯示商業關係建構的社會資本，亦即商業經貿的網絡、規範、信任，未因官方政治波折而有所阻礙，理應繼續維持增加。
以兩岸人員交流而言，在2005年的國民黨主席連戰與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以及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因為官方協商管道中斷，改由民間團體在澳門協商達成「雙向、對飛、不落地」的春節兩岸包機後， 2006年起的兩岸民間交流人數看來，成長亦是大勢所趨，尤其2008年的二次政黨輪替後，人數更是大幅成長，如表2與圖2所示。
其中，台灣赴大陸人次維持四、五百萬的高比例，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經貿等交流人次更是積極，特別2008年後正式全面開放陸客來台，以及鼓勵大陸人士來台進行商務活動等，在2009年的大陸來台人次突破一百萬後，2014年已接近四百萬人次，總數逼近一千萬人次。這種愈來愈綿密的交流，對於含括了網絡、規範、信任等要素的社會資本，當然應該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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