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煌:觀察是否偏安的三個指標
我想先從甚麼叫“偏安”開始談起,再來談老師剛才指定的題目。我覺得在台灣“偏安”有兩種:一種是分裂式“偏安”,一種是維持現狀式“偏安”:台灣政府是哪一種“偏安”,其實有三個指標非常清楚。
第一個指標是政府的兩岸政策與大陸政策是不是有區分。李登輝剛剛接任,權力還不穩固的時候,我記得政府的“兩岸政策”,是以中國國民黨的“十三全”通過的“中國國民黨現階段大陸政策”案為根據。當中華民國政府的“兩岸政策”是在大陸政策指導之下,那個就不是偏安。因為大陸政策很清楚的就是必須落實在中國大陸的政策,我要對大陸做甚麼、我希望大陸是甚麼樣子,正如過去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或者是“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都有一個情懷,那種情懷是我要大陸變成一個更好的社會,那個才真正是民族的情懷。在這樣一個大的思維底下,才談兩岸關係是甚麼!要做甚麼;所以如果沒有大陸政策,只有兩岸政策;或者說兩岸政策就等同於對外政策,那就是“偏安”。
第二個指標是政府如何使用“中國”一詞,馬“總統”在今(2011)年的新春茶話會中,要求“各部會首長,在公開場合談論兩岸關係或相關政策時,…應稱‘對岸’或是‘大陸’用字,避免提到中國,如“外交部”及其他政府單位公文也應比照辦理”,馬“總統”強調根據“憲法”精神對中共統治大陸“不承認其主權、不否認其治權”,這樣的“政治論述”,更應該要有“法律基礎”。馬“總統”的說法,在短時期內,在台灣社會可能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長期時間而言,對教育官方機構的公務人員正視而且回歸“憲法”的精神和法理,以便名正言順地處理兩岸關係,顯然大有助益。這就說明馬“總統”仍有心分享中國,有心糾正十餘年以來台灣人民,被不自覺的教育和導引成“偏安”心態。
第三個指標是,強調台灣主體性對我來說是OK的,但是你的“主體性”是不是以反中作為主體性的前提,一個人是湖南人、上海人、台灣人同時也必然中國人,這種多重的族群認同,原本也不是甚麼太了不起的問題,因為我們小時候認同就是從周邊開始,然後才去認同集體。然而多年來在台灣的族群認同,被教育成為只能有單一的地域認同,而且是一定要反對認同中國人,其實真正的主體性,可以來自於差異,絕不能來自反對;否則只是情緒化的自大的主體性,是有熱情無生命的主體性,民進黨與國民黨在認同議題上,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兩者在認同台灣主體性的本質上的差別。所以反應在所有的政策上,只要涉及中國,不反就是不愛台灣。
以上三個指標完全是負面的就是分裂式“偏安”,兼有部份的就是維持現狀式“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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