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前述，由於中國大陸崛起所導致的“後美國時代”(post-American)已然來臨。美國學者札戈里亞（Fareed Zakaria）於2008年5月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刊登專文指出，種種跡象顯示，當今世界已進入“後美國時代”，我們正在經歷現代歷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權力轉變；第一次是15世紀前後，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世界崛起，第二次是19世紀末美國的崛起，第三次是最近20年開始的美國之外的世界崛起；並認為，這次調整和以往不同，後美國時代的世界不會充滿黑暗和危險，反而是前所未有的和平繁榮。全球發展最直接的結果就是新經濟強國出現，而中國和印度崛起，是這個後美國時代最直接的表現。
此外，美方認為台方的“棄美論”亦油然而生，2012年8月21日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華府表示，台灣在東海及南海問題上堅持不與北京協調或聯手是正確的做法，因為近期不僅在美國出現“棄台論”，美國也有少數人開始擔心台灣為了大陸而放棄美國。 受到這一波“棄美論”影響的是美國眾議院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他在同年8月接受採訪時表示：“台灣人通過投票告訴人們‘我們不再需要美國，我們要確保北京和北京領導人把我們當成朋友，能善待我們’。”羅拉巴克原是眾議院台灣議員團(Taiwan Caucus)的創始人，但他後來退出了台灣議員團。原因是他認為：“台灣現在的大陸政策，看來是不需要美國，當然也不需要我羅拉巴克議員了。”
事實上，“棄美論”並非新論調，早在2010年2月美國學者布魯斯‧吉雷（Bruce Gilley）便提出台灣的“芬蘭化”是有利於美國的“棄美論”。他認為台灣一直服務於美國的戰略利益，此種戰略思維的悲劇性後果是，反而增加了北京被包圍和對其海軍劣勢的擔憂，因而促使中國大陸更投入於軍事發展與建設；台灣為了自身利益，包容並接受權力現實，勢必發展出一種傾向，即不是通過對抗而是通過兩岸的整合來尋求安全，以便尋求與大陸的最佳交易結果。所以台灣的“芬蘭化”是有現實可能性的。 這與羅拉巴克對台灣“棄美”不滿態度有所不同的是，吉雷認為台灣“棄美”是有利於美國的，因為台灣“棄美”消除了美中關係中的一大緊張點，正是“芬蘭化”將使台灣擺脫這個悖論，使華盛頓和北京間的這個安全困境得以緩解，當然也使得美國得以在新的基礎上與北京打交道。
不論是美國的“重返亞洲”、“棄台論”，亦或是台灣的“棄美論”，皆再再顯示後美國時代已然開始，否則不會有上述論調出現。面對後美國時代的來臨，中國大陸正積極地建構由中國主導的亞太區域安全穩定的新局面，依據華府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2010年7月發行的《華盛頓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July 2010）專論“China vs. the Western Campaign for Iran Sanctions＂的分析，指出中國方面正積極地發揮其經濟資源的影響力，做為推展國際戰略的工具，尤其是在亞太地區的周邊國家和國際性的多邊組織與論壇中，主動發揮領導性角色與功能。 為達成其戰略目標，中國大陸一方面採取強化大陸內部經濟軍事實力的積極作為；同時，也在外交策略上，運用“多管齊下”的方式，建立中國在國際間的建設性合作夥伴地位，以期達到在亞太地區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實力。 據此，中國大陸對台灣亦是採取“多管齊下”的戰略目標，積極與台灣建立具有建設性的夥伴關係，以便積極爭取台灣的戰略價值。
綜上所述，新時期亞洲各國面對中美競爭的特性是，同時選邊的“向中間靠”：各國愈來愈熟稔於游走在中美之間，一方面是美國緊密盟友，另一方面又更積極於加入中國所主導的亞洲經濟圈；其他如英國、澳洲等傳統美國盟友亦復如是。完全不同於冷戰時期的必須艱難選邊的“政策困境”早已不再是“困境”，相反的，在國際政治經濟出現中美競合的世界之後，兩面表態、同時選邊的“向中間靠”成了多數的第三國的務實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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