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特性是“務實主義”：願意與競爭者合作的“務實主義”，也就是，現今的國際經貿政治運作中，過去經常常干擾經貿議題的政治價值性議題，例如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等價值思維不再受到重視，務實主義的經貿政策早已逐步成為主流。
問題是，台灣應如何面對中國崛起，亞太局勢丕變，中美兩強正為爭取該區戰略利益競合的新局勢？台灣是否有新的戰略思維，方能“多管齊下”地去爭取台灣的戰略利益？長期以來，囿於傳統冷戰時期的“封鎖下冷和平”(blocked cold peace)思維，台灣一方面採取服務於美國戰略架構下的戰略思維，以便獲得美國安全保證；另一方面又必須在當前與中國大陸無政治與軍事互信的制約下，仍以“政經分離”的迴避方式處理兩岸關係，以便因應中國崛起與美中兩強競爭下的亞太新局；此種冷戰思維，實未能正視台灣在兩方競爭中，做為被爭取對象時所倍增的戰略價值。事實上，“棄台論”一直都不是美國主流的戰略思維。所以，不論是從“重返亞洲”或“棄美論”而言，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暨合作程度與兩岸關係良性發展程度是呈正比發展。
新加坡國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辛格(Bilveer Singh)，在2011年8月台灣國防部主辦的“區域安全國防論壇”中，認為在南海議題上“台灣太安靜了”，並主張擁有南海主權的台灣應該採取更積極的宣示行動。 詳言之，台灣在兩強競合中，必須有所做為，就是將美國報告書中的台海軍力“向中傾斜”的不對等三角關係，借由向中間靠的“互信2.0”建構出新的戰略著力點，扭轉為有利於台灣雙重利益的直線關係。筆者認為，這個著力點正是“兩岸關係2.0”的新思維。換言之，在中美較勁下的後美國時代，台灣應利用各種可操之在我的政策工具，方能創造出更多的戰略選擇空間。
筆者強調的“互信2.0”是以向中間靠的合作、分享與互助思維，來詮釋當前兩岸“合作安全”的需求，因為向中間靠的策略思維，更強調的是互助合作與分享，更甚者是包容與平等對待的先驗思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念茲在茲的“兩岸共創中國夢”；亦誠如之前ECFA暨《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的簽定，適足以證明兩岸之間更需要“合作安全”的向中間靠思維，去鋪陳兩岸間的互助與安全合作關係。
尋求最佳的戰略定位需要一套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思維，適時抓住機遇，統籌兼顧，多謀善斷，及時開啟“政策之窗”。在當機立斷的同時，當然不能為眼前利益而犠牲損害長遠利益。過去台灣的戰略思維亦是以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強調軍事安全的聯美制中，使台灣成為美國第一島鏈的要塞。然而，面對後美國時代的來臨應如何自處？持續尋求美國的支持，是否能獲致對台灣取有利的結果？還是在中美競合中，重新定位台灣的戰略平衡？這的確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思維，指導政策的推行，以便應付詭譎又複雜的爭議問題。
誠如美國布魯金斯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所言：
中國崛起勢必引起各大國間關係的變化與調整。在這個變化的世界中，美國沒有應對中國崛起的經歷和經驗，中國也沒有同樣的經歷和經驗。雙方應想辦法應對新的形勢，相互承認對方的重要性，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美中應就雙方關係長期戰略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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