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間理論的思維背景：後美國時代的來臨
依據美國國防部公布《2011年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指出，雖然台海兩岸關係改善，然而台海軍力平衡持續向中傾斜。 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薛邁龍（Michael Schiffer）並指稱，台海安全挑戰涵蓋多面向，不是一個特定武器就能扭轉一切情勢。 其暗指台灣即使買到F16C/D戰機也改變不了“向中傾斜”的台海軍事情勢。現任美國國防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更主張“預防性外交”，建議美國對大陸採取防禦性交，強化雙邊安全合作關係，塑造中國的亞洲大國之路，使中美關係走向夥件而非敵人。 卡特並進一步的指出，有些人認為中國會取代美國在亞太的地位，中國的經濟成長也會壓縮美國年輕人的機會，我拒絕這樣的零和思維，“中國的得，未必就是美國的失，而是可以雙贏”。 其聲明，適足以明示，美國早已採取與中國大陸戰略合作方式，促進夥伴關係，甚至有“棄台論” ，以便在中美競合中不斷成就美方利益的亞太政策。
毋庸質疑，美方非常擔憂中國大陸崛起後對亞太造成的影響，更關切兩岸政治對話勢必推動。問題是，當中國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及兩岸互動日益深化後，是否會傷害美方的亞太利益？所以，一方面憂心“中國大陸不透明的國防預算，在互聯網空間裡的行動，在南海等地的一些行為都引發了一些嚴肅的疑問。” 另一方面更是極度關切台灣是否想繞過美國？意圖與中國大陸進行安全合作，因此基於美方的亞太利益，當然要緊迫壓制亞太國家、台灣與中國大陸進行任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
是以，為了美國的核心利益才有“棄台論”產生。筆者認為，基於美國的核心利益，這種想法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學者討論。事實上，美國智庫專家巴奈特（Thomas Barnet）、懷特（Milligan Whyte）和戴敏（Dai Min）等人皆主張，為建立更穩定的中美關係，美國和中國應簽定新的中美大戰略協議，包括把台灣局勢非軍事化，以便中國大陸減少對台的軍事打擊部署等。
更值得台灣關注者，是台海軍力“向中傾斜”的情勢下，應如何採取戰略操作，以維護台灣的戰略利益？問題是台海軍力向來是“向中傾斜”，以台灣之力很難改變，但台灣是否可以發揮其戰略價值，將其扭轉為“有利於台灣戰略利益”的“向中傾斜”。而如何扭轉情勢？筆者主張台灣必須有“向中間靠”策略的新思維，正如賀特林的“中間理論”( the midpoint of a line)，以便同時獲致來自於西方以及東方的利益，因為現階段的台美中三方關係，早已非過去的與一方疏離，必然獲得他方接近的三角關係，而是誠如前述，在“兩岸關係2.0”下的直線互動模式。
再以美台軍售為例，就在2011年8月，美方對台軍售之前，美國副總統拜登（Joseph Biden）早已訪問中國，就對台軍售問題進行協商。 其適足以說明，有關是否“暫停對台軍售”早已成為美中較勁與談判的籌碼。美國《紐約時報》言論版，於2011年11月10日刊出一篇以《放棄台灣，救美國經濟》為題的投書，文章作者是曾擔任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國際安全研究員的保羅.肯恩(Paul V. Kane)建議奧巴馬政府關起門來與北京當局協商，以終止對台軍售及軍事協助，交換中國大陸一筆勾銷美國的1.14兆美元債務。 然而台灣呢？在兩強競合中，僅能任人擺佈？難道台灣不能有所為，去捍衛台灣的戰略利益嗎？中美兩方的戰略認知正在進行某種竸合，兩方正在亞太地區尋求新夥伴關係的戰略定位。而面對此一新局，台灣應如何因應？為了找尋最佳的戰略定位，這是非常值得台灣方面關注的議題。
誠如上述，美國的戰略策士早已在積極地思考，倘若台灣逐漸傾向與中國大陸進一步開啟政治或軍事議題對話，甚至展開實質性的經濟與社會融合時，美國該如何因應兩岸結構性的變遷，以期繼續維持在台海地區的戰略經貿利益。而其主流思維是台灣必須嚴肅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馬英九政府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兩岸關係，與美國及國際社會積極發展建設性合作互動，並以經濟策略措施吸引大量外國投資，其實台灣不必畏懼“中國崛起”。正如2012年1月舉行的台灣“總統”大選中，奧巴馬政府在關鍵時刻派遣相當於副國務卿級別的國際開發署署長瑞吉夫‧夏哈(RajivShah)、能源部常務副部長丹尼爾‧伯納曼(DanielB.Poneman)等高官接踵訪台，不斷突破長期以來訪台官員層級的限制，並宣佈台灣正式成為美國免簽證計劃“候選國”，通過這一系列行動暗助馬英九連任。對此，美國在台協會前理事主席、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的詮釋是：“奧巴馬政府不斷重複表示對馬英九兩岸政策所產生的成果予以稱許，如果沒有採取行動來相應增進美台關係，那不是很奇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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