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其言，連美國都不斷的想盡辦法，面對中國崛起的亞太情勢，並尋求長期的戰略對話，以便磨合兩方的新關係。反觀台灣，面對中國崛起的後美國時代，是否已經具備的新戰略思維以便因應亞太新情勢？
筆者認為，後ECFA時代的到來，台灣必須正視台海現勢已然改變。傳統“兩岸關係1.0”的冷戰思維也應重新定義，必須追求的是動態的、與時精進的均勢，而非建立在“對抗與封鎖下的冷和平”。對台灣而言，應以“互信2.0”的政策行動，思考如何重新找到中美兩方競合下的著力點，就如中亞小國吉爾吉斯基於自我戰略利益考量，奉行典型的多邊外交，一方面鞏固與俄羅斯的傳統戰略關係，另一方面也與美國積極發展戰略合作，讓美俄兩國均在境內設立軍事基地，同時與兩強軍事合作之下，為自己爭取到不少的利益。
五、結論：向中間靠的戰略選擇：“兩岸互信2.0”
以南海、釣魚台議題為例，對兩岸關係而言，當前的政策困境正是“兩岸態勢處於無法合作，也無法單獨行事的局面”。對台灣而言，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不可能不關心其發展，但受制於國際政治的政策“困境”，南海、釣魚台議題加深了台灣被邊緣化的疏離感；應該著力，卻無從著力。
北京方面也曾多次表示兩岸合作的意向，特別是在法理層面、經濟層面、能源層面、觀光層面等可以先行啟動。但果真如此，必將引發美、日、及東南亞國家及台灣部份人民對台北的政治疑慮。所以在上述議題上，嚴肅地考驗兩岸關係，特別是一旦發生軍事衝突的情況，台北的立場，更是一大考驗。因此，上述議題注定是摩擦不斷，隨時隨地都涉及台灣的選邊策略，不同的策略都涉及到台灣的安全和利益。
毋庸質疑，目前的現狀是北京與台北的實力、地位很不對等，以至於台灣方面在參與上述議題時都是不平等的。亦即是，除了在純粹的兩岸關係之外，很難有主動的積極作為，特別是在涉及北京的議題時，必然同時受制於朝野關係和外在情勢的雙重制約，而形成可以做的（如與北京合作），卻不敢做；想做的（與美、日合作），做不了。因此，上述議題屬於政治範疇的“政策困境”，而且是不需要急於處理的困難問題。所幸各方的底線長期存在，各方也比較清楚；因此，審視當下情勢，還不至於突變。故而台灣方面仍有時間，磨合朝野關係與兩岸關係，以期在可遇見的未來改變自己在東亞區域的角色和位置。
為能在兩岸互動中順利解決政策問題，在雙方談判、協商對話和合作中，首先需要對“問題”明確界定。在政策分析的範疇中，問題的確立和議題的建立，是制定政策的第一步。所謂的“困境”，本文主張兩岸決策者應透過“互信2.0”的政策行動，回應公眾和環境的要求，在當前的約束性條件下，通過政策行動可以達成政策目標的行動。換言之，政策行動必然是針對那些當下已經存在的“困境”，而這些“困境”又是可以“擱置爭議”的方式，通過“兩岸關係2.0”新思維，以“互信2.0”的政策行動，努力合作方可逐步解決。
問題是，當兩岸面對當前的上述政策困境，就可以認定當前兩岸政治氣氛不佳，而無需任何做為了嗎？這是“兩岸關係1.0”的舊思維。相反的，兩岸更應該努力思考如何突破政策“困境”，如何將兩岸當前的政策困境轉為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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