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岸關係2.0”:中間理論的策略分析
美國經濟學家賀特林(HartldHotelling)在1929年提出所謂的“中間理論”( the midpoint of a line),認為在一條長路上,如果要開一家超市的最佳地點,就是在這條路的中間,因為可以節省顧客的交通費,如果開在兩頭只會增加顧客的交易成本而不願意上門。 如果以這條直線關係來比喻台美中的三方關係,兩頭的顧客,來自西方者當然是美國,來自東方者正是中國大陸,而台灣應擺在這條長路上的西方或東方,還是取得中間的有利位置呢?
事實上,台灣長期以來,始終堅持靠西方的戰略思維,如近期參與由美國在台協會所帶領的選擇美國(Select USA)的投資活動,我們派出了龐大的代表團參與, 並且畫地自限於這條長路上的西側,如果有所違,甚至自我重罰,其所維護者,正是台灣乃西方世界圍堵中國大陸的重要戰略前沿,其所獲得的戰略利益是來自西方的安全保證。所以,台灣努力扮演堅守西方與和平使者的角色,甚至將過去太平島、東沙與南沙駐軍撤回,又將海軍操演經常通過的釣漁台附近水域,自我設限為禁區。其戰略思維,無非是期待借由軍事力量的退卻,呼應美方的戰略路線,表達對周邊國家的善意,以便獲得來自西方的戰略利益。
然而,當台灣以“互信1.0”的政策行動一再強調“東海和平倡議”、在釣漁台與南海問題不與中國大陸合作,以便維護來自西方的利益;以及在南海的非軍事和平任務等等上述堅守西方利益的訴求時,不僅不被周邊國家重視,反而被視為自我設限、退卻主權,結果是在南海議題上完全被邊緣化及釣漁台主權的不斷流失。其所遭受的屈辱,對照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的登獨島,在韓國內部激起的振奮人心的回響,以及對日本產生戰略壓制,更有如天堂與地獄之別。相信以台灣馬政府的智慧,定能感受到“東海和平倡議”的效應,與西方社會對日本與韓國的支持和合作等等上述效應相比,所獲致的戰略利益上的差異性,實令台灣相當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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