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信1.0：冷戰思維的政策困境
互信機制主要是“信心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乃當代國際危機管理理論與實踐的產物。在長期的危機管理實踐中，人們普遍認知，建立互信機制是實現控制危機、防止戰爭爆發的重要途徑之一。事實上，20世紀60-70年代以來，在美國與蘇聯、北約與華約及其它一些國家之間，相繼建立起不同程度和形式的軍事互信機制，包括總統熱線、軍事交流機制、邊界互信措施等，這些互信措施，的確在相當程度上發揮重要的作用。互信機制的作用在於增強各方在心理和信念上的安全感，增加軍事活動的可預測性，並使軍事活動規範化，並可借此確定雙方的意圖。 因此，互信機制是一種手段，或可稱為政策工具，而安全和意圖的可測性是目的。理論上說，一種政策工具之所以被視為工具，應該具有達成政策目的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換言之，工具是能夠指向目的的實現的。但是，這種理論假設並不一定都是有效的。如果政策目標本身存在著歧義和多種解釋，勢必強力制約政策工具發揮作用。
本文所謂的“互信1.0”如前述“兩岸關係1.0”所言，以冷戰時期國家權力的貫徹，軍事力量的伸張思維，解讀當前兩岸關係，並主張以冷戰時期由於軍事威脅與“恐怖平衡”的態勢下去建構互信機制，以此項政策工具所架構兩岸關係是傳統安全觀。然而，這樣的安全觀已然導致解決兩岸問題的政策工具陷於政策困境。毋庸質疑，目前兩岸所面對的共同安全問題，如海上安全、緊急救難、反恐、核能安全等等問題，皆非冷戰時期軍事威脅與“恐怖平衡”下所面對的緊迫問題。然而，囿於冷戰思維的決策迷思，使政策行為者往往將決策“困境”當作政策“問題”加以解決，使得互信機制的政策工具陷於難以解決的政策“困境”。
所謂的“互信1.0”的政策“困境”，往往是指那些決策者所面臨的，無論通過什麼樣的途徑和方法，都難以在當前的政策行動中加以解決的那些事項，如以冷戰思維架構兩岸“和平協議”、軍事互信及主權問題等等政策“困境”。然而，在近來許多案例中，兩岸決策者常常視此等政策“困境”當成政策問題加以面對，其結果往往是，既浪費了很多政策成本，同時，也帶來更多的誤解，因為是項國家權力的貫徹與軍事力量伸張的冷戰思維，只會助長問題解決的困難性。
誠如當前中國大陸，常受制於自身安全考量，以及發展中國家戰略思維，中國大陸仍無法擺脫“兩岸關係1.0”的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舊思維，仍然強調以權力來保障安全的考量，致使其在全球安全層次上的合作是相對性的，權力考量仍超越制度性考量。因此，在全球安全事務合作中，中國大陸在涉及高階的安全事務和安全建制上的合作程度，明顯低於經濟或是其他非安全領域的國際合作，這也導致在敏感性全球安全上的合作，中國大陸與西方國際間仍具有認知和實踐上的落差。即便中國大陸具有意願建立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性全球安全合作模式，但由於手段和策略含有權力政治成分，以及中國大陸傳統價值，致使目的呈現模糊，並遭致相對國家暨台灣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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