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亞投行名正言順支持大陸“一帶一路”國際戰略布局，藉由為沿線國家提供鐵公路、能源、電信、機場等專案融資的方式，重新建構出一個由大陸主導的國際經貿體系，兩者相輔相成，“大中華經濟圈”將可快速整合，這將對台灣經濟產生很大的助益。
上述看法，適足以解釋台灣應具有“中間”理論的前瞻性，與大陸共同建構“互信2.0”的戰略思維，是項思維應不只是考慮“適不適配”的問題，更應考量戰略價值的延伸（stretch），亦即是超越現有的戰略思維，拉高企圖，正如夾在俄羅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吉爾吉斯，其向中間靠的策略操作，是同時讓美國、俄羅斯皆在該國設置戰略基地，並與中國大陸簽署各項軍事合作協議，使其獲得加剩效果的戰略利益。詳言之，台灣在操作戰略思維時，應靈活運用可操之在我的戰略資源，將其視為槓桿運用，善用結盟的同時，亦不忽略“與競爭者合作”的戰略操作。如同兩岸事先簽署各項安全合作協議，並將其視為槓桿運用，為而後的兩岸和平鋪路。
兩岸之間，早已不是冷戰時期相互毀滅的針鋒相對，而是建立互信、共同發展的最佳階段。兩岸的經濟合作與人員交流都達到歷史的新高峰，毋庸質疑，過去七年兩岸協商的成果，超過之前20年的總和，創造了兩岸關係60年來最穩定的時刻。兩岸應當理解：以冷戰的對立思維解讀兩岸關係，無助於兩岸互信的建構，只會將兩岸關陷於“困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需要以互信2.0的、包容開放的互信堆疊，透過合作創造安全方能行穩以致遠。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暨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潘兆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