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視全球安全戰略思維的更迭，中國大陸為建構和平崛起之國際形象，亦採取合作態度，主動並積極與西方國家共同主導新時期的國際規範、規則和秩序，主要背景在於後冷戰安全觀念呈現變化，其作為日益崛起大國對全球安全的影響力不斷增強，這也促使中國大陸必須在全球安全事務上採取合作立場和政策，同時亦體認必須以積極性的全球安全合作政策思維，方能確保其在亞太和周邊的安全利益。這正是本文所謂“互信2.0”的政策行動基礎，不同於冷戰時期“兩岸關係1.0”，因為恐懼於相互毀滅的軍事威脅，勢必以軍事力量換取安全的“互信1.0”安全觀。
2011年10月，兩岸於第七次江陳會中，簽署《海峽兩岸核電安全合作協議》， 雙方同意核電安全及緊急應變主管部門以下列4種方式進行核電安全事宜的交流與合作：（一）雙方人員每年至少舉行一次工作業務交流會議，由雙方輪流主辦；（二）推動人員參訪、舉辦研討會等交流活動；（三）發生核電廠重要事件或緊急事故時，進行通報、資訊交換、查詢與公開；（四）雙方同意的其他增進核電安全之合作方式。
這正是兩岸藉由合作形塑安全環境的重要里程碑。日本強烈地震，引發海嘯及福島重大核災事變之後，日本與澳大利亞雙方已經同意在加強核能安全方面進行合作，前日本首相菅直人和前澳洲總理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還就應對災害、安全保障等議題表達合作意願。 值得兩岸思考的是，為何雙方對於防災與安全保障等議題皆有強烈的合作意願？因為現代的重大災難，不論是地震、海嘯及核災皆非以一國之力所能解決，況且這些災難的全球化影響，如福島核災後幅射事件，非常需要國際合作來應對。此種由合作中形塑安全環境的思維，早已在國際社會中形成，這正是本文“兩岸關係2.0”的思維背景。
試想，台灣如果發生上述重大災難，是否有能力自救呢？2011年在兩岸“國共論壇”會議中，台灣“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所長馬殷邦就曾表示，兩岸應建立核能安全合作機制。 誠如馬所長的主張，核能安全問題容易造成民眾恐慌，兩岸一水之隔，距離比日本到台灣更近，所以兩岸更應在核能安全資訊上進行交流，一旦兩岸任何地方發生災變，兩岸支援即可迅速進入，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問題。這對兩岸彼此的安全維護，何其重要。事實上，其他如地震、海嘯、風災等重大自然災害，甚至是海上救難、反恐及打擊海盜等海上通道安全等緊迫問題，皆非以台灣自身之力足以解決，日本福島核災正是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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