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隨著中國整體綜合實力的成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已受到中國挑戰 ，而美國及亞太主要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信任不足，因此仍普遍採取“兩手策略”。依此戰略思維，美國遂即通過既有的軍事同盟框架，繼續強化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盟友之同盟關係；並積極通過參與、直接或間接介入釣魚島和南海等領土爭端，形成對中國大陸的戰略牽制。為了配合上述戰略目標，美國奧巴馬政府採取了諸多實際措施強化亞太軍力，例如，2012年1月，奧巴馬公佈美國的新軍事戰略，正式宣佈美國的國防安全重心向亞太轉移。2012年3月，當時為國防部副部長的現任部長艾斯頓‧卡特(Ashton B. Carter)亦表示，未來幾年，美國海軍60%的軍艦將部署在太平洋地區，其中包括增加一艘航母，使美國部署在亞太地區的航母數量達到六艘。此外，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也將加強輪換，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美軍數量將“只增不減”。 毋庸質疑，美國重返亞洲的強勢做為，已然促使亞太國家開始面臨“親美”、“親中”、“等距平衡”，或“自主發展”等戰略抉擇的猶豫。做為美國強化同盟關係的這些國家，是否願意與美國共舞？
換言之，亞太各國一方面迎合“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中國大陸國力增強後對這些國家的威脅。所以，依據美方戰略設想，只要台灣方面不以激烈的台獨策略挑釁中國大陸，或者明確地表示將加速與中國大陸進行政經融合，美國與亞太各國都會願意與台灣加強政經交流與合作。
正如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Joe Stiglitz）在其新著《中國世紀》The ChineseCentury中的主張：
中國大陸正通過許多新建的多邊機構，如創立亞洲基礎建設基金（Asian Infrastructure Fund），試圖與亞洲地區其他多個國家一道建設，致力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援助，在這些機構中，中國將會有一個更大的，也許是占主導地位的角色，而美國反而在試圖阻止這種努力。事實上，這些國家廣泛地認識到，投資基礎設施需求數萬億美元，這已經遠遠超出世界銀行和現有的多邊機構的能力。對於這些需求，美國國會一方面說不的同時，卻又擺弄武力，因而那些國家不願參加。因此，美國應放棄遏制中國。
吾人必須正視者，是隨著中國大陸崛起，是否意味著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弱化。華府智庫“國家亞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出版的《戰略亞洲2011─2012：亞太國家對中國及印度崛起的反應》（Strategic Asia 2011-12, 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 China and India）專書指出，亞太整體戰略形勢隨著中國與印度崛起，已經出現結構性變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正在鬆動；同時，多數的亞太國家在面臨美中戰略競合複雜化的形勢中，普遍產生選邊站的焦慮感和戰略猶豫，並促使其認真的思考，如何在亞太新形勢中，靈活地找到對本國最有利的位置； 對美國而言，“中國與印度崛起”所引發的挑戰已經開始，而美國的應對策略準備好了嗎？
事實上，面對南海問題，美國也同樣面臨戰略選擇的兩難局面。美國一方面與其他聲索國強化合作關係，以便圍堵中國崛起在亞洲勢力的擴張；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與中國大陸合作，因為美中雙邊關係不僅僅是南海，正如2014年9月9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指出，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萊斯(Susan Rice）訪華之際，韋巴德(Jeffrey Bader)、利伯索爾(Kenneth Lieberthal)和退役海軍少將麥克德維特(Michael McDevitt)等三名熟知美國對華政策的前高官在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論文，提醒美國在南海問題上不要“條件反射式地與其他聲索國站在一起”，因為對抗或衝突將導致對其他許多關鍵問題的管控難度大大增加，比如伊朗和朝鮮核計劃，促進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抗擊氣候變化以及維護東海和台海和平等等問題都需要中國大陸的支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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