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原來的目標僅限於酌量恢復中國政府在外蒙古的主權，不料竟出現了完全恢復在外蒙古主權的現實可能性，真是喜出望外。國務院從各部和蒙藏院抽調官員，組成專門的臨時委員會討論此案，提出意見，供國務院決策之參考。各部門都表達了意見，臨時委員會反覆討論，綜合這些意見，向國務會議提出建議：立即接受外蒙王公取消“自治”的要求；增兵外蒙古；文件題目改為《外蒙善後條例》；對條例草案宜盡量少改：“外蒙全體王公，輸忱中央，情願以萬餘里之土地，百十旗之政權，還之中央，竭同我共和之忱，泯歧視漢族之見，求之古今中外，蓋所鮮有。原擬條件，但能採用，自不宜多有更改。”臨時委員會只建議對63條中的11條做些小的改動。1919年10月28日，國務會議決定：將修改過的條件草案交黃成垿帶回庫倫，由陳毅“斟酌辦理。總期喇嘛與王公意見能趨一致，不致發生意外。俟各王公呈文到京，即可將條件公布”。
外蒙古統治集團中的喇嘛派心底里不願取消“自治”，雖然迫於形勢同意將條件草案送交中央，但仍於心不甘，他們提出：關於取消“自治”的條件，外蒙古當局諸人不能作出決定，必須召集各部落王公來庫倫討論。就在中央政府核定“63條”、外蒙古各部落王公尚未到達庫倫這段時間，他們於10月17日、26日，兩次派出喇嘛代表以購貨、私人游歷為名前往北京，向中華民國總統呈交了哲布尊丹巴的兩封信件，先是指責陳毅欲使外蒙古單獨承擔破壞《中俄蒙協約》的責任，導致外蒙古人心不安，要求將來取消“自治”時完全滿足喇嘛願望；繼而聲稱違反《中俄蒙協約》“請求取消自治，實多不合之處”，指責陳毅迫令外蒙古各王公提出取消“自治”的要求，違背各王公本意，要求將陳毅調出外蒙古，“當局仍舊存留有效”。北京政府領導人安撫了喇嘛代表，向他們保證取消“自治”後定會保全蒙古人尤其是喇嘛的利益，但是喇嘛派仍執迷不悟，頑固地阻撓取消“自治”。
就在外蒙古取消“自治”問題停滯不前、陷入僵局的時刻，徐樹錚於1919年10月29日來到了庫倫。徐樹錚是皖系的幹將，1919年夏秋增兵外蒙古一事是在他主持下進行的。他此行的任務是視察駐外蒙古部隊，北京政府並未賦予他處理取消“自治”問題的使命，然而這位實力人物卻不甘寂寞，他急切地插手取消“自治”一事，並最終按他的意志處理了這個問題。徐樹錚在取消“自治”問題上與國務院、外交部、駐庫大員陳毅政見不同。後者主張照顧外蒙古現實，維持王公舊有權利，優予外蒙古利益，爭取平穩解決問題；徐樹錚卻主張在外蒙古進行重大改革，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外蒙古。
北京政府決定取消“自治”一事由陳毅負責辦理，磋商“63條”未讓徐樹錚與聞，徐樹錚極為不滿。他到達庫倫以後，於11月1日致電北京政府，對於陳毅所擬“63條”，“力陳七不可”，要求將其推倒重來，“另擬簡括條文”。他提出，只需規定“財政大權，由政府斟酌情形，選員督理，遇事與王公扎薩克商酌妥洽，然後施行。宗教榮典，政府一意優崇，有加無已。王公喇嘛歲俸以及地方經費，由政府從優核給。所有封册榮典，一概照舊。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護。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數條足矣。”徐樹錚這篇華而不實的“傑作”在11月4日的國務會議上遭到否決，國務院認為徐樹錚只應處理邊防事宜。徐樹錚對國務院意見不予置理，堅持按照他的主張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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