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根據外蒙古局勢變化，已在籌劃增兵外蒙古之事，6月13日已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24日再任命徐樹錚兼西北邊防總司令，主管增兵外蒙古事宜。陳毅在與車林多爾濟的談話中了解到外蒙古當局的意向，立即抓住時機與外蒙古當局磋商增兵問題，“曉以利害，解釋種種疑慮”。6月28日，外蒙古當局就增兵事答覆陳毅：“業經密商，僉稱倚仰日人外援，將來必受其殘毒手段。與布人聯合成國，布人必喧賓奪主，萬不可從。現在事機已迫，惟有一致依賴中央，求發大軍援救。議決後回禀活佛，深為喻許，意尤堅定……至此次進兵，即以面商為定，不用公文，以防洩漏機密。外蒙既無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來軍愈多愈速為妙。”（34）北京政府接報，立即決定派遣西北軍第三旅進駐外蒙古。7月8日，該旅一連抵達庫倫。該旅主力由於經費與交通工具籌措困難，9月間才到庫倫一團，其餘部隊10月上旬全部到防。這樣，中國中央政府駐扎外蒙古的軍隊達到3000餘人，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大大加強。
三
要恢復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必須全面廢止《中俄蒙協約》。北京政府提出了與外蒙古當局另訂新約，使《中俄蒙協約》實際上失效，將來俄國新政府要求中國承認時乘機促其正式廢除的鬥爭策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勝國擬於次年1月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中國派遣以外交總長陸征祥為首的代表團赴法參會。1918年12月14日，中國政府駐恰克圖佐理專員李垣致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建議將《中俄蒙協約》問題提交巴黎和會討論，以維護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北京政府認為《中俄蒙協約》與巴黎和會無關，不便提交和會討論；“現在俄亂方殷，無暇東顧”，如果乘此時機與外蒙古當局聯絡感情，就關係中央政府和內地人民權利的問題與外蒙古當局另訂條約，效果比提交巴黎和會要好。
1919年1月5日，北京政府國務院、外交部致電駐庫大員陳毅說：“查近年以來，俄蒙協約（指《中俄蒙協約》——引者注）中如限制駐兵、設郵二事，事實上業經破壞。但協約固在，終為蒙事莫大之障礙。然蒙情多疑，進行又不宜過驟。……擬請執事相機與外蒙另訂條款，俾得以新約廢除舊約，將來承認俄新政府時，即以此為交換條件之一。”電報指示陳毅新條約重點要解決三方面問題：一是恢復中國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駐軍權；二是全部或者至少部分恢復蒙古王公對中央政府的固有禮節；三是規定中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內地人民在外蒙古可以享有俄國人根據俄蒙《商務專條》所享有的各項權利。同月，國務院先後發函、電給陳毅，指示他“宜求經營實事，不務取消自治虛名”；應先解決駐兵、鐵路、册封、墾礦四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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