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生學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舉出很多實際的、偶然性的歷史事件來解釋西域的伊斯蘭化這個問題。但從歷史的長時段來講，伊斯蘭文明已成為該地區一種本土化了的文明。要深層次地理解中亞問題，就必須把伊斯蘭文明與當地人民的主體性結合起來。中原-華夏文明對伊斯蘭文明（以及一切信仰世界）的無知和蠻橫，甚至對其他生活方式如游牧的無知和妖魔化，都構成了我們這個民族智識上的障礙，乃至成了世俗的華夏文明的歷史性頑疾。而由此所產生的錯誤知識與政策不但沒有解決它所面對的問題，反而製造出更多的問題。
唐玄宗時，阿拉伯使者來進獻貢品，見到玄宗皇帝時，“立而拒跪拜”，由此差點引起一場外交風波，這不免使人聯想起世界近代史上英國使者馬嘎爾尼拒絕在乾隆面前下跪的場面。到了明代，經過元代發展，西域的伊斯蘭化已經基本完成，此時的西域人已獲得了對中原王朝的“蔑視資格”，亦即因為皈依了一神信仰而產生了一種無比的高貴感。當明朝把主要精力放在長城以北的蒙古身上時，中亞人也並沒有認真注意過明朝。“到明亡為止，中亞人多把中國視為一個遙遠的帝國，一個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中亞商品的市場，擁有數量龐大的異教徒，而總有一天他們將成為穆斯林。中亞人認為，中國的文化雖然很發達，但比中亞文化遜色，而且他們發現中國人對世界一無所知。”
從東部海洋秩序的角度說，朝貢體系是以（文化-政治意義上的）中國為宗主的，但不能用這一完全想當然的框架來理解中國與西域的關係。實際上，從10至13世紀，中國的官員們已經放棄了傳統的朝貢系統，開始奉行一種現實有效的外交政策，即將鄰國作為平等的對象被接受下來。然而，對諸多強大鄰國的現實評價，並不能阻止官員們將外國人滅成為“野蠻人”。“與這些國家外交關係中的互惠原則不過是一種被迫的讓步，而這一讓步只是由於宋王朝軍事上的軟弱才勉強賜予的。”國內的官方記載和私家信件里充滿了仇恨的情緒：外國人被說城市低等的民族，“野蠻人”，“卑鄙的人”或者徑稱為“禽獸”。已有研究指出：明、清與中亞的關係，實際上是一種對等和平等的關係。其實，這只不過是宋代傳統的一種延續罷了。而中亞人甚至非常瞧不起中原人，這一點應與西域的伊斯蘭化密切相關。但在中華帝國的內部，仍然要維持一種“世界宗主的神話”，明代設立“回回館”，是專門負責接待來自西域各地穆斯林客人的機構，而回回館屬“四夷館”，就是說，儘管明代君主在實際中承認中亞穆斯林君主的平等地位，如永樂大帝在給帖木兒後裔的信中說“西域乃伊斯蘭地界，大智大善之人頗多，然無有超越蘇丹者”，但在國內仍然以“夷”稱之。對古典帝國而言，在其自我叙事結構中堅持對於其他文明的自傲是一種必須，並且從理論上來說這種自傲與對其他文明的研究未必矛盾一為叙事結構，一為現實政策，兩不衝突至於現實中帝國是否總是願意低下頭來研究是另一個問題，但至少我們的古典帝國曾經做過相關的思考，可惜今人已經忘卻古人的智慧。
更進一步，我們今天還面臨著另一個問題。古典帝國的理念已經被我們今人放棄了，以至於我們面對基督教文明時經常喪失自我，失去自傲，這是文明自立的深重危機；而中原叙事的思維結構在另一個角度仍深透在我們的骨子里，以致我們面對伊斯蘭文明的時候又總是有著一種盲目的自大與無知。思考西域問題，有必要重溫中國古人的智慧，再探求古典帝國的奧秘，這方面的努力，其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努力去理解現代國家之建構理念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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