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解決了傳統的南-北對峙問題。在政治上針對北方的草原部族建立盟旗制度，以“發展了的部落聯盟形式”聯合起長城內外，使清朝皇帝居於最高盟主地位，遂使長城逐漸失去了邊界意義。在清代，長城內外的貿易往來更為密切，使長城內外在經濟上日益一體化；更多的漢民移居關外，在內蒙中南部開墾，部分牧民也開始了定居化，轉而從事農、工、商業，逐漸失去了移動性。但就本質而言，與其說是有著同時治理游牧、森林和農耕經驗的滿族解決了傳統的南-北問題，還不如說是現代技術變革幾乎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游牧”問題。
西域總是與南-北對峙問題糾纏在一起。左宗棠說：“中國強盛之時，無不掩有西北。”但在工業時代之前，經營西域耗資巨大，幾乎完全屬於“燒錢”型，因為那裡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其在傳統社會的經濟價值不大，而僅具戰略價值，故可以理解漢唐以來，中國經營西域的典型戰略就是“以夷制夷”。而西域對傳統中華帝國來說，也成了一個可以隨時放棄的“負擔”：“為了獲得回紇以及後來的阿拔斯王朝的幫助，（唐）肅宗放棄了中華帝國的中亞地區，因為地方反對朝廷經營西域耗空國庫，總的說來，西域是一種負擔，而不能給中央提供任何收益。”可見，傳統中國對西域的經營主要還不是開疆辟土的“帝國擴張”，而是綜合地緣戰略和經濟因素的理性考慮。
清朝基本上解決了南-北問題之後，才使中國人首次嚴肅地對待西北（西域）問題，亦即不再將其僅作為戰略上的邊疆，而是作為一塊自己的土地經營。然而，歷史並沒有給中華帝國太多機會。平大小和卓之後，1759-1820年間，清廷雖然在新疆維繫了六十年的和平，但此後又是中亞給清廷帶來長達六十年的禍患。1820年代後，清朝內部叛亂日增，軍力不足，張格爾乘機作亂。平張格爾後，大清就面臨著浩罕汗國的直接威脅。由於國力日衰，清廷採取守勢，欲以中亞貿易籠絡浩罕，可惜收效甚微，直到新疆建省，清王朝才逐漸恢復新疆的秩序，但此時，中國面臨的是新的南-北問題了：俄羅斯已南下而據有中亞。
三、文明：東-西文明格局下的中亞
在南-北對峙/並立的格局下，西域對中原王朝而言，主要還是向西的地緣戰略問題，但其中亦逐漸具有了文明碰撞的元素。從中華帝國的角度說，它先後遭遇了兩種從西方而來的、帶有帝國政治擴張特征的大文明形態：伊斯蘭文明與歐洲現代性文明[17]。故在近代之前所謂的文明碰撞就是：世俗的華夏文明與一神信仰的伊斯蘭文明的接觸。
1、西域（中亞）的伊斯蘭化與突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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