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的伊斯蘭化具有世界歷史意義。“阿拉伯人是在亞歷山大後從西方侵入中亞的第一個民族。”在伊斯蘭到來之前，中亞是東西大帝國擴張的終點與極限。無論是亞歷山大帝國還是漢唐帝國，都在中亞達到了它們對外用兵的最後終點。無論建立城市還是設置都護府，東西方的大帝國都沒有真正地在文化/文明上徹底征服過中亞。惟有來自中東的伊斯蘭在文明上比較徹底地征服了整個西域，並且使此後的一千多年再也沒有任何一種文明能夠取代伊斯蘭文明。伊斯蘭已經內化於西域文明的骨髓與血液之中。伊斯蘭力量為什麼能夠在中亞勝出？
首先，從生產力角度來說，伊斯蘭帝國的創立者阿拉伯人大規模地使用駱駝，“在摩洛哥到藥殺水之間的地區，駱駝已經代替馬車成為最便宜、最高效的交通工具，就是在這個地區，伊斯蘭帝國的基礎得以最快捷、最完整、最永久地建立起來。”直到中世紀，駱駝在帕米爾以東都不是主要的交通運輸工具，在帕米爾以西則相反，前述漢將李廣利遠征費爾幹納時，主要的運輸任務是由10萬頭牛完成的。唐朝時期駱駝並不是穿越戈壁的主要運輸工具。伊斯蘭教在中亞的成功，部分地可以通過大規模地使用駱駝來解釋，也就是說，在西域，伊斯蘭的駱駝戰勝了甘肅馬車，對此，後來的左宗棠有深刻認識。
其次，最重要的是文明拓展的路徑。為什麼希臘、波斯和漢唐文化這些古代文明的偉大文化代表紛紛在伊斯蘭文化面前退出了西域的歷史舞台？代表伊斯蘭文化的阿拉伯帝國，統治中亞不過短短兩三個世紀，卻使中亞發生了全盤的伊斯蘭化，有學者指出：“積極進取並以先進經濟為基礎的伊斯蘭優質文化對缺乏主體意識的附屬性中亞政治文化的勝利，也是對雖具有悠久古文明，但在進取性及先進經濟結合方面卻相對保守的當時希臘、波斯、漢文化的局部勝利。……希臘、波斯、中國漢唐等文明古國，卻恰恰只有自身文明的一般性傳播與輻射，而像伊斯蘭文化那樣自覺地以大規模積極的覆蓋性手段來弘揚悠久的文明傳統，卻是十分缺乏的。這對中國來說，教訓十分慘重。關鍵性原因之一，是中國歷代雖重視邊疆的民族政策與適應當地民族要求的羈縻式的仁政管理體制，但未能有效增強與發揮儒家文明競爭力的決策與文化經營。原因之二，是中國在中亞的行政管理沒有明確納入中國古代版圖的國家結構。”
上述學者對伊斯蘭文明擴張的成功提出了經濟的和文化策略的兩個維度的解說，但並未觸及文明的“內核”因素。對文化策略方面的強調，只是指出漢唐等文明在伊斯蘭文明面前的退縮是政策上的失敗。這其實只看到了問題的表面。
漢-唐儒家文化乃是一種世俗的、依托於特定農耕-定居社會的人-地關係的文明形態。儒家文明的天下觀與大同主張，體現出其普遍性；但是由於它對具體的地理空間的依附儒家天下觀只有在中原漢地才可展開其所必須的物理空間的想象，脫開這裡則難以落實其學理上的普遍性在現實政治中又是“欠普遍”的，具有特殊性。而伊斯蘭教是與猶太教、基督教同源的一神教信仰，它是不以特定的現世空間秩序為依托、而以對超現世的唯一真神（安拉）的信仰為號召和旨歸的、普世主義的文明形態，其絕對意義上的普遍性要大於儒家學說當然，要強調的是，這與文明的優劣無關。從啟示宗教的角度說，伊斯蘭教也是發展最為完善、形式/邏輯最為簡約的一神教信仰，它在宗教自身的邏輯內達到了極致。且不管伊斯蘭文明複雜的實質是什麼，儒家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就在於：一個是世俗的，一個是一神教信仰的。這兩個文明對社會的影響和塑造之不同，實質是世俗與信仰的不同。
儒家文明是產生自中原黃河流域定居-農耕社會的一種文明形態。馮友蘭曾就中國儒家文明的經濟基礎說：中國是大陸國家，華夏民族以農業為生；農只有靠土地為生，土地是不能移動的，作為士的地主也是如此；由於經濟的原因，一家幾代人都要生活在一起，這樣就發展起來了中國的家族制度……儒家學說大部分是論證這種制度合理，或者是這匯總社會制度的理論說明。儒家的五倫就是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的反映。[28]由於同樣的原因，祖先崇拜也發展起來了。經濟條件打下了它的基礎，儒家學說說明了它的倫理意義。由於儒家文明以特定地理空間下農耕-定居社會的人-地關係為依托，只要這種經濟-地理基礎存在，它就有頑強的生命力；也只有打破儒家文明的經濟基礎，才有可能改變其存在形態。對於游牧者來說，他們的生存方式本就是流動性的，與儒家的定居性相反。征服了中原的游牧帝國最終是通過定居化並接受了儒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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