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張騫，很難想象漢朝能夠成功地經營西域。公元前102年，漢將李廣利遠征位於中亞費爾幹納盆地的大宛。公元前60年，漢設西域都護府，轄區包括今新疆及巴爾喀什湖以南、帕米爾和費爾幹納盆地。“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4]張騫死後，漢朝派出的使者“皆稱博望侯”。漢朝與西域邦國之間“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當時，漢朝派出的使節，每批多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一年之中，多則十餘起，少則五六起；路程遠的往返要八、九年，路程近的也要三、五年。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雲集漢朝邊塞。”漢宣帝（前73-前49）不僅親自接見、宴請匈奴貴族和使者，並把漢朝官屬侍禦上百人集中在上林苑，專門學習烏孫語言！[5]
張騫通西域具有世界歷史的重要意義，同時也是中原-華夏文明在歐亞大陸中西部進行經營的開始。在近代歐西強勢文明渡海而來以前，中原文明的對外交流主要就是通過西域陸路進行的，尤其是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的佛教和伊斯蘭教皆循此路而來。後文將提到，中原文明向西的經營，與其在東亞的典型的“朝貢貿易”體系具有不同意義。
在躑躅前行了很久之後，人往往會迷失自我，為了更清醒地認識自己，我們必須回到起點。對我們要討論的中亞這個主題來說，兩千多年前的張騫應是我們的起點。時過境遷，談論張騫不僅僅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因為張騫身上所投射出來的某種穿透歷史的力量和魅力。這不僅僅是指張騫與“蠻夷”交往的個人魅力，如司馬遷所言，他“為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6]，更重要的是他體現了那個時代華夏精英階層自信的精神、魄力與氣象。
在中國主流知識界存在一個知識上的盲區，那就是希臘以東、新疆以西這塊大區域，即中東與中亞。這種“無知”狀態既是歷史、語言、文化、地緣等方面的無知識，更重要的是也將那裡變成了“東方學”意義上的異域情調，對主流知識界而言，那裡不僅是地理上的邊疆，而且也是心理-文化上的邊疆與邊緣地帶。人們一方面在膜拜著歐西，一方面又沒有突破那個知識盲區的動力和主觀意願，在這種狀態下，就難以生產出關於這個地區的有效知識，更談不上建立關於中亞的常識性認知結構。在陌生與隔膜成為常態的情況下，最終的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的思想落後於現實，陌生導致無知，無知又將導致盲動。
二、地緣：東-西格局的演變
論當代之形勢，不可獨拘泥於現世，尤不可不察上下數千年之歷史大勢。對中原王朝而言，西域問題其實就是草原帝國與農耕帝國長期南-北對峙/並立格局下出現的“西向戰略”問題。近代以來，歷史上的草原與農耕對峙的傳統南-北問題已轉變為中俄兩個大陸性國家並立的局面，這是新的南-北問題。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應將西域問題置於南-北對峙下的西向戰略框架內審視。迄今，中國歷史上至少出現過三種類型的“東-西格局”，分別為“西高地-東平原”、“西域-中原”以及“中國-中亞”。“東-西格局”的層層外擴，反映出中原華夏文明/政治體的壯大與拓展。
1、西高地-東平原
自夏商周三代至秦滅六國，華夏/中原王朝的朝代更替屬於典型的“西高地與東平原對峙”。對此問題，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有過非常精妙的論說。在其名篇《夷夏東西說》（1933）中，傅先生早就指出：“東西對峙，而相滅相爭，便是中國的三代（夏商周）史。”傅斯年還申論說，中國古史自三代至東漢時期，主線乃為東西對峙：“秦滅六國是西勝東，楚漢亡秦是東勝西……曹操對袁紹是西勝東。不過，到兩漢時，東西的混合已很深了，對峙的形勢自然遠不如三代時之明了。”“到了東漢，長江流域才普遍的發達。到孫氏，江南才成一個政治組織。從此少見東西的對峙了，所見多是南北對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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